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

裕禄参战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的裕禄一直很郁闷，作为总督，他有守土之责，也有维护一境平安之责，所以他一直强力“剿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裕禄发现对他顶戴威胁最大的并不是义和拳，而是洋人，但从甲午战争过来的裕禄更加清楚：洋人是惹不起的。

于是裕禄只好紧盯慈禧，太后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使馆卫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西摩尔军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6月12日，1700名俄军海军陆战队进驻天津租界（位于天津城外“紫竹林”，也称紫竹林租界），裕禄也放行了。

6月13日，慈禧终于给了裕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动武的明确授权，同时将聂士成军调回天津协助裕禄。聂士成回撤天津的有十营七哨，加上原来驻扎天津的直隶练军三营，总督府亲兵500，天津总的兵力有6500多人，而紫竹林租界里的联军人数是2500人，虽然兵力是洋人的三倍，但裕禄总担心洋人会出其不意地攻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大沽口的七国联军给罗荣光发最后通牒，要求自动交出炮台，而罗荣光将情况写成第一份军报派快马飞报裕禄。津沽间的距离只有100里，这份军报应该很快就会送达裕禄手中。我们暂时不管它的去向，先看裕禄这边接着发生的事情。

到了17日卯时（凌晨5点至7点之间）——也就是大沽口战斗快要结束、七国联军即将占领炮台之时，紫竹林租界方面突然给裕禄送来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是各国领事以领事团团长杜士兰的名义发来的，他们告诉了裕禄与罗荣光军报里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以外交文件的方式告诉裕禄的：大沽外的七国联军已经给罗荣光守将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罗荣光在17日凌晨2点前交出炮台，否则他们将开炮轰夺！

裕禄看到所谓的这份照会简直鼻子都气歪了。很显然，洋人玩了很大的花招，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才又把这件事情通知他这个最高行政长官。而更可气的是，这份照会上面的落款日期竟然是16日，也就是说是在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之前，洋人的解释是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反正我们是早点送过来的，只是路上耽搁了。

连环计啊连环计，两国之间交战，如果要“师出有名”，不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把柄，除了军对军，还需要政府对政府，而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与天津领事给裕禄的照会配套使用，洋人就达到了不宣战而实际开战的目的。在大沽口的罗荣光来不及做完备的备战，在天津的裕禄没时间支援，同时也在“最后通牒”时间之前通知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目的！

事实上这里面的名堂还不止如此。相信大家还记得：16日子夜，在天津的江苏粮道罗嘉杰给荣禄送去了一份他弄来的“疑似照会”！

也就是说，从6月16日亥时开始至17日卯时，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里，分别有三份文件先后送给大沽口炮台、直隶总督衙门和朝廷，一份是“最后通牒”，一份是照会，最后一份是疑似照会，而它们实际上都是“最后通牒”，分别刺激大沽口炮台前线守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和朝廷开战，解决无法“宣战”的难题！

这就是洋人在“照会事件”中的嫌疑之处，时间上太巧合了，最需要朝廷开战的这个结果的，除了端王集团，还有洋人！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搞阴谋诡计似乎是东方人的专利，洋人对这些东西嘛，主要是他们学不会。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利益是会令人疯狂的，正是因为如此才彰显相互制衡的伟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难怪后来的慈禧在那份战争动员的上谕中要特意强调洋人是靠“诈谋”，看来也不能说她是无端地攻击人啊。

此时的裕禄简直出离悲愤，也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头上的顶戴可能不保。

很显然，洋人有把握又是发“最后通牒”，又是发“照会”。照这种情形来看，大沽口炮台危矣，十有八九是要被占据了！洋人是很“狡诈”的，但这并不是说他裕禄就没有责任。

早在6月15日之前，因为发现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动情况，罗荣光就派专人向裕禄报告洋人很可能会进攻大沽口炮台，而裕禄同志做了什么？他向慈禧报告了这则情报（“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然后他什么都没做了，没有向大沽口方面发一兵一卒帮助守卫大沽口炮台。

接下来，罗荣光在16日晚接到“最后通牒”，同样派专差飞报裕禄，按正常情况它应该是比领事区照会先到的。如果这份军报早就到了，裕禄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支援大沽口了。但按照裕禄后来报告给慈禧的说法，他是在接到照会后再接到这封军报的，也就是说，在接到照会之前，他“并不知晓”大沽口之战已经打响了，所以他也没有派援军。

由于军报的接收方是总督府，好吧，我们也只能相信裕禄说的是事实，但现在已经接到照会了，按常理，裕禄仍然需要向大沽口派援军——紫竹林租界里虽然还有2500名八国联军，但天津的兵力是他们的3倍啊，租界联军又没有出动，你不把天津的军队调去支援大沽口干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所有人意料了：在细细考虑之后，裕禄不仅没有向大沽口派出一名援军，甚至连一名了解情况的侦察兵也没有派出！似乎要将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进行到底。

应该说，裕禄这种反常的决定，跟多年来清廷中一种很普遍的军事思想是有关的，那就是——重陆防，轻海防。大臣们似乎认为，海疆总是守不住的，只有“马上”的打仗，才是真正的打仗。所以鸦片战争60年以来，大臣们头脑里还没有“走向海洋”，朝廷也还没有“走向海洋”。

在裕禄看来，总督府所在的天津就是重心，而大沽口只是一个要塞，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天津（“力顾津郡”）。

而在裕禄更深层次的考虑里，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也恰恰才能掩盖他的失责，保住顶戴！竟然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事情？不着急，我们先来继续了解天津方面的情况。

没有向大沽口派援军，此时的裕禄最紧张的就是租界联军会不会突然进犯天津，他希望将最多的兵力留在天津，就可以“威慑”租界联军不敢贸然出击。然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租界联军并没有被天津的“重兵”给吓到，17日上午，在大沽口炮台已经被攻占的消息正式传到租界后，他们立即开始准备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