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第4/5页）

乘传之前，必须给传。给传就是批准乘传。在当时，拥有给传权力的人往往是御史。

如此一来，安排李敬业乘传之人，不是别人，而是监察御史薛仲璋。李敬业来到扬州以后，自称他已被授命为扬州司马，是日夜兼程赶过来的，身上还揣着密旨。

过了几天，李敬业又称扬州司马要调任，他已经得到朝廷密旨，高州酋长冯子猷已谋反，需发兵征讨。于是在薛仲璋的同意下，他打开了扬州军火库，取出盔甲、武器，并把一些钱坊里的囚犯和一些工匠武装成临时部队。临了，还不忘杀掉狱中的扬州长史陈敬之。

钱坊即铸造钱币的作坊，是由国家经办的。在隋代，扬州是四大铸钱业中心之一。工匠地位低微，他们被强制劳动，而囚徒不过是受到刑律惩处的工匠。现在他们被释放了出来，成了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这是第一批参加叛军的人。

叛乱就这样从隐秘处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叛乱的大旗就这样在扬州竖了起来。

录事参军孙处行拒绝派遣军队，被当众斩首。于是其他幕僚再也不敢反抗，只得听命。接着他们又把扬州的正规守兵编入起义部队，由李敬业统一管辖。

然后这些造反派又成立了司令部，司令部设三府：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

李敬业自己任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职。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薛仲璋为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不到十天，李敬业便煽动不明真相的士兵十余万人。 

钱坊中的囚徒和工匠不过两三万人，远远达不到十万人之众。士兵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民。当时均田制已经开始动摇，农民抛田逃户现象经常发生。那些被繁重的赋税、徭役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江南农民涌到李敬业的军队中，成了叛军的主力。 

接着李敬业传布檄文到各州县，这篇檄文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代李（徐）敬业传檄天下文》。骂人者千古留名，被骂者拍案叫绝。原文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武则天让上官婉儿在大殿之上代为朗读这篇檄文，檄文内容极尽谩骂，通篇恶言相对，缺乏政治批评的攻击，仅仅是编造了一些人身攻击。上官婉儿不忍卒读，生怕激怒了武则天。

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获罪遭诛后，上官婉儿随母亲被发配入内庭为奴，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得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

上官婉儿对太后武则天的敬畏几近崇拜，武则天的智慧、性格和处理政事的作风无一不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她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祖父上官仪的惨死作为一道年代久远的陈旧布景，已被她渐渐淡忘。

武则天不以为意，示意上官婉儿不要有任何顾忌。她今年已经六十一岁，几十年来不断听到别人的骂声，她早已习惯了活在别人的诅咒声中。被别人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人时刻保持一种警醒，让人变得越挫越勇，越骂越坚强，让自己懂得如何去应对那些在背后诅咒自己的敌对者。

这是一篇极具文采的文章，朗朗上口，音韵优美。朝臣们听后，脸上写满忧惧之色。武则天听着听着，忍不住朗声大笑起来。大殿里垂身而立的官员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个老妇人难道是气疯了吗？

文武官员们都愣在那儿，茫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当上官婉儿读到最后几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武则天不禁问道：“这篇檄文是何人所作？”

“是临海丞骆宾王所作。”朝臣中有人回禀道。

“真是一篇绝妙的千古文章，我若是寻常之人，凭借此文，足可遗臭万年。能够做出此等文章的人，却被弃于乡野，这岂非宰相的罪过吗？”武则天叹息道。裴炎及所有大臣，被武则天问得无言以对。

在李敬业这些人当中，如果抛开阶级类别和身份界限，在社会上名气最大的还是骆宾王。他生于浙江义乌，七岁就会做诗，很有诗才，特别擅长五言诗，长大后，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称为初唐四杰，诗名远播。

青年时期，他在道王李元庆府中曾经做过属员。李元庆当时正担任滑州等地的刺史，府中吏员如云，骆宾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天，李元庆拿他寻开心，让他写文章谈谈自己的才能，骆宾王一挥而就写下一段恃才傲物的文字，结尾还加了一句：“不奉令。谨状。”

李元庆当然不会满意他。骆宾王因其性格孤傲，鄙夷世俗，始终难以融入地方官场，三十多岁还是一个白丁。接连不断地碰壁使骆宾王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直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他才偶尔得到一个机会。高宗李治到泰山封禅，骆宾王在人们的推举之下写了一篇《请陪封禅表》，得到高宗的称赞，遂即得了一个奉礼郎的小官，但这样的小官也没做多久，不久因故被贬到西域充军。

此后，又做过几任县主簿。最后在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被提升为侍御史，当了一个朝廷的监察官员。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当侍御史不到一年，被人诬陷收受贿赂，因而下狱，囚禁了一年才放出来。出狱后被授予临海县丞。县丞是正九品上，他十分懊恼，终于弃官而去，过着一种四海漂泊的生活。

他并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最底层，开始向一些官员上书自荐，但始终难以扭转人们对他的看法。虽然他这么出名，但写诗是不能够当饭吃的，只好做一个下级官吏，长久地忙于应付杂务和生活上的捉襟见肘。

这种情形对一个自负且有大才的文学家来说，内心是十分痛苦和屈辱的。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其逐渐步入为生计打拼的底层社会，他开始经常出入一些赌场，和那些赌徒们称兄道弟。到了扬州之地，他和李敬业等人走到了一起。

这时候的骆宾王已经四十四岁，由于官场失意、牢狱之灾、漂泊落拓的生活使他内心极不平衡。自认有才华却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他把一生的愤恨，满腹的委屈以及他的全部政治理想，全部倾注在了那篇檄文上，自己的后半辈子也为之而玉石俱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