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朕于天下，无所亏负，汝等可知（第4/5页）

武则天试探着问：“外面有人攻击我抢了皇帝的大权，现在我把它交还给你，你为何又不要了呢？”李旦平静地说：“母后深知儿臣生性淡泊，无法担负如此重任，社稷之事唯有母亲执掌才可令我高枕无忧。”

几天后睿宗李旦写的表章被驳回，武则天不同意他的想法。皇权是皇帝的，而我不是。

睿宗李旦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母亲是在用行动敲打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皇权在谁手里，谁就是真正的皇帝，而他别无选择。母后敲打他，是因为他做的还不能让母后满意。一时间睿宗李旦陷入慌乱，不知道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睿宗李旦又接连上了两道表章，把自己糟蹋成一个毫无能力的昏庸之人，如果君权交到自己手上，只会祸国殃民，只有太后的雄才大略才能给大唐帝国带来风调雨顺。

武则天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之，她继续道：“我知道你语出真心，但我不知道你日后会不会后悔？”

睿宗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了母亲的试探，他看见母后骄矜的笑容难掩欣慰自得之色，他知道他的拱手让政是母亲等待的结果，现在他们母子双方都可以松口气了。

而朝野之上对太后弄权的攻讦和讽刺从此会大有收敛之势，一些血气方刚、仗义执言的皇族和朝臣的嘴将被堵上。李旦了解母后的百般手段，所以他不会为了当这个皇帝，与之玩命。他三次奉表辞让，让武则天很是满意。

武则天装出很无奈的样子，重登紫宸殿召见皇帝：“如今皇帝服丧期满，叛乱也已经平息多年，我也是时候把朝政交还给你处理了，你为何还要推辞？” 

睿宗李旦一脸的虔诚，万分地诚恳：“母亲应该知道儿子，生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李唐社稷只有在母亲的执掌之下才能长治久安。” 

李旦的这番话得到了武承嗣、韦方质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表示，皇帝工作太辛苦，作为母亲不能这么狠心折腾自己的儿子。太后为天下计，为皇帝计，都应该继续执政。

武则天怜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李旦，无奈地说：“既然皇帝决意辞政，那朕只好继续辛苦下去了。” 

朝臣们的心中都有一句同样的感叹，太后真是一个演技派啊！

武则天收回成命，王者归来！

武则天手戴魔戒，宣布大赦天下，让老百姓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她的执政成果。大赦天下的欢呼声直入云霄，老百姓并不关心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他们衡量一个君王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让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太后武则天暗自高兴，自己总算渡过了信任危机。而李旦对自己的表现很是满意，可以说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对平日里舌灿莲花的大臣们来说，他们失去了攻讦武则天的理由。说什么呢？人家母子情深，母亲为皇帝儿子分忧，人之常情，谁的儿子谁不疼。对李旦来说，常常受这样的刺激并不是愉快的人生经历。

紫宸殿不属于自己，他只想躲进洛阳宫里那间小小的殿宇，那里才是自己的避风港。

垂下的紫帐继续笼罩着大唐帝国，武则天早就厌倦了世人对自己女性角色的定位：李治的寡妻，李旦的母亲，武家的女儿。

经过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的休养生息，武则天向着自己的目标发起了新一轮的冲击。武则天开始拿出她的看家本领——织网，她要织的是一张可以覆盖天下的大网——情报网。

当年扳倒王皇后，她就是依靠这张网，但这一次她需要一张更大的网，更结实，要捕获更多的鱼。她要在全国范围组建自己的情报网，掌握更多的民间动向，进而主宰社会舆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一步鼓励民间上言。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这就有了铜匦上书。铜匦类似于今天的检举箱，用铜浇铸，咬不烂撕不毁。

提议设置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一案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李敬业举兵反武则天，鱼保家还曾为李敬业效力，制作武器。李敬业兵败，他却被赦免。技术型工人，在人才市场上永远都是“香饽饽”。

两年以后，鱼保家又迎合武则天“欲大诛杀以威之，盛开告密之门”的心理，设计了这个新产品。不用说，武则天很中意，买断专利。这位侍御史之子脑筋相当灵活，转变也够迅速。学有所长，术有专攻，鱼保家会搞设计。但他就不懂成语，尤其那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在他制作的铜匦里，有一封来信是告他的，当年为李敬业做兵器，杀伤官军甚众。

鱼保家被搞得没脾气了，史书用“遂服诛”三个字，就让他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其父鱼承晔也被贬为仪州司马。

鱼保家设计的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无法收回，只有武则天可以拆看。 

东方为延恩匦，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可以把自己的马屁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有些话可以说，有些不可以说，分寸自己把握，后果自负。 

西方为申冤匦，喊冤者专用信箱，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太后给你做主。 

北方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有治国良策别憋在心里，憋坏了身子事小，耽误了国家振兴事大。 

这种类似邮局信筒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以利分拣的办法，能够较快地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然后用特快专递送达武则天，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

后世有人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告密，或称上变，古已有之。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算缗令，对顶有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准许别人告发。告发者将被赐予没收财产的一半。这时候的告发是一种经济性的，而隋唐之际的告密是政治性的，被告通常是朝廷官员，被告发的问题通常与谋反有关。

贞观年间，发生了奴告主的现象。太宗李世民不喜欢这种现象，他曾对侍臣说，奴告主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是大恶之行，必须禁绝。如果今后再发生这种事，不需经过官府受理，直接将告发人斩杀。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出征高丽，到达定州。有人向西京留守房玄龄告密。房玄龄问他：“你要告发谁？”来人说：“就是你。”房玄龄不再追问，派人把这个人送往定州。太宗听说有告密人要来，说来人一定是告房玄龄的。告密者到达以后，果然是告发房玄龄的，李世民立刻将此人腰斩，并封了两把刀，交给房玄龄说：“以后如果有类似事件，你把来告密者腰斩好了，不必送来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