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围城

成都被包围了，就在一夜之间。电线杆已被砍倒，通信中断，米炭被人拦截，无法入城，粮食等价格飞涨。而郊外农家也被禁止进城清运粪便，盛夏中的成都城成了一座臭城……

“省城四面，团兵已集城下”，这些神奇的快速反应部队“半由哥老督促，手执刀矛，身穿号褂，分执红旗牛角叉”，连军服（号褂）都准备好了，并且扯出了“同志军”的旗号，把同志们由“会”变“军”，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按照常理推测，如真是官逼民反，也不可能在成都惨案后不到一日就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和调动。莫非，这些反叛者早就“预测”了即将发生惨案，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惨案的进展也完全可能在他们的导演策划之中？

“离间官民”

成都惨案之后，政府指责有人在幕后推动，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从武装叛乱的速度来看，这绝非虚言。

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烧烤下，四川早已是一个滚烫的油锅，就等着将政府逼到绝路上去；政府一旦采取强硬措施，那就是一瓢清水倒入油锅，激起万千鼎沸。成都一声枪声，成为一个信号，全川立即大乱，各种武装团体迅速出现，都打着保路保民、营救蒲（蒲殿俊）罗（罗纶）名义，戕官毁衙。

川西同志军统领孙泽沛发布告示：“本军召集同志，原为争路保民，不日振队入省，请释罗、蒲先生。”

同盟会员熊克武坦陈：“西南附省数十州县，更迭起民团，赴省营救，防军与战，颇杀伤。革命党人遂勾结同志军，呼号而起矣。”

“新西公”龙头大爷、新津保路同志会会长侯宝斋率众围攻成都，“集者人数之多，号称十万以上”，“营屯四接，旌旗相望，大有震撼全蜀之势”。

“文明公”舵把子、华阳民团“安吉团”团总秦载赓，率部“抵成都东门，为清军拒，不得入，乃遣人四路号召，羽檄交驰，四方应召者万余人”，“连营四十余里”。

广安“大汉蜀北军政府”成立后扩充部队，“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招募了三千人”，真是“兴师之顺，千古无双”。西昌县民团团长张国正率领团众，直入县署，砍下了县太爷的脑袋……

动员民众、因势利导、火上浇油、借刀杀人，恰恰是中国历史上革“命”者的常用手段。从保路运动一开始，同盟会就认识到机会来了，渗透到保路运动中去，“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

而合法斗争成本高、收益低，性价比更好的秘密活动似乎更可取。鼓动地方黑帮或立宪派冲锋在前，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实力尚弱的革命党说不定就可以乱中取胜。同盟会认为“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于是他们“积极部署革命，但未作公开行动”。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同志会日益张大，演说时恒集万众，哗动一时，而不见同盟会党人于会场中有言论”。同盟会的精力放在了幕后运作，那份《川人自保商榷书》就是同盟会的革命创作，逼迫赵尔丰下令抓捕保路运动的头领们，从同情保路运动的温和派成为镇压者。而与赵尔丰的抓捕行动几乎同时，数百名民众“巧合”地得悉消息，集体冲击总督府，逼退四道警戒线，最后在大堂前酿发血案。被逮捕的保路领袖们指天划誓说那份《商榷书》与自己毫无关系，而冲击总督府的行为更是蹊跷。烽烟遍省的黑帮暴动却都整齐地打出了“同志军”的旗号，让保路派们去顶缸。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力打力的革命策划。

龙鸣剑，同盟会会员，“走过了四川保路斗争的大部分战斗历程”，“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

早在5月份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确定自己的定位、立场和方略。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通过“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同时，到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这次会议之后，同盟会更是广为结纳各色人等。

同盟会要推动的是两股力量，一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保路者们，他们在明处，打着冠冕堂皇的合法斗争旗号；二是会党势力，他们在暗处，磨刀霍霍。

保路派在同盟会眼中是“蒲（殿俊）、罗（纶）恐未足与谋”，因此，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主张时，同盟会的人就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以高调的言论博得喝彩。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情绪的激化，很容易与民众情绪形成共鸣。“每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群众欢迎；若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群众极为不满”，冷静、客观、公正的考量早已成了“卖国”的代名词，那些为了川民争取最好、最现实解决方案的川籍京官们却纷纷被激进的老乡开除乡籍，把保路运动弄成了一种带着恐怖气息的、一言堂的零和游戏。

同盟会不惧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吾人岂甘坐以待毙？必当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

同盟会在随后召开的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新津会议，曾被说成是同盟会主持的四川会党大聚会。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聚集新津，“承谋举义”，商定“各回本属、准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

资州罗泉井会议，后来更是被当作是四川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同盟会把保路运动转变为反清民主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据说有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同盟会会员及秦载赓、侯保斋、张达三、罗子舟、胡重义、侯国治、孙泽沛、胡朗和等川西南各路“大爷”。会议决定，组织同志军，利用保路名义开展武装暴动，并详细规划了粮饷、军纪、枪弹、情报等细节，划分了势力范围：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起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