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记王朝 第十三章 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

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

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

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

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

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

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

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

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

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

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

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

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

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

《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

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

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

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

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

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

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