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第7/13页）

 

蒋介石明白，这一失败恰恰证明了薛岳给他的情报的正确。

 

3月2日，蒋介石带着陈诚亲自飞往重庆。到重庆后第二天，便发出一道公开命令和一封私人信函。

 

公开命令给各部队首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私人信函则写给薛岳：“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同时还把红军作战已改为飘忽无定、要分外慎重的信空投给了吴奇伟。

 

从抵贵阳之日起，蒋介石便如同战场指挥官，实际代替了薛岳的指挥。

 

接函的薛岳倒也多了几分安慰：对毛泽东用兵有所畏忌的，绝非他薛岳一人。

 

失败使蒋介石再一次清醒了。

 

清醒归清醒，对红军的战略方向，却依然判断不清。

 

红军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对国民党来说，一直是个谜。

 

对红军走向的猜测与判断，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道智力竞技题。

 

刘湘最担心红军入川，便认为红军必然入川。朱德、刘伯承都是四川人，与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对泸州一带了若指掌，所以红军在这一带徐图渡江与张国焘、徐向前会师的可能性极大，而回湘图与贺龙会合的可能性极小。

 

薛岳与刘湘相反。他最害怕红军久留贵州，便认为红军在贵州久据的可能性最小。他率10万大军入黔后，已经把贵州看做自己的地盘。红军二渡赤水时，他刚刚就任掌握全省军权的贵州绥靖主任，觉得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唯独贵州不比江西，山穷水恶，久据不易；若再东驱回湘，则更是不得已的下策。

 

龙云与薛岳一样，怕红军入云南，便认为红军在云南生根很难。他觉得红军多是江西客籍，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其余将领基本不熟悉滇北滇西地方民情。云南民风强悍，组织严密，红军过路是上策，久据是下策。

 

陈诚则完全代表蒋介石，分析问题的心理与刘湘颇为类似。蒋介石最怕红军向东威胁其中枢，陈诚便估计红军有极大的可能向东。他认为朱毛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会合，或回湘与贺龙、萧克会合，是战略上必然的两个腹案；川滇地处边陲，红军久据可能性不大，不足为虑；最应注意的是红军东返与贺、肖会合。如此追剿较难，影响也较大。

 

众说纷纭。红军到底会去向哪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陈诚、薛岳、刘湘、龙云，把红军入川、入滇、回湘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皆认为红军图黔的可能性极小。

 

红军却偏偏要图黔。

 

黎平会议就看中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又提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除了遵义会议后到一渡赤水前短暂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四川，红军领导人一直没有放松对黔省的注视。

 

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图黔决心更加坚定。为彻底实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设想，中共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决战。

 

于是继土城之战后，再次出现“决战”这一字眼。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命令中所提的“此次战役”，即指预定的歼灭周浑元。前敌司令部也专为歼灭周敌而设。毛泽东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任实际的总指挥。

 

同一天《红星报》提出口号，“为赤化贵州而战！”

 

3月8日更发表了《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遵义附近的战役中，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11团之众，这是反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这一胜利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更加开展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局面。

 

同志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决战就要开始了，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全党同志一致动员起来，团结在党中央与军委的周围，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用你们的模范作用，经过你们党的支部，去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继续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当前战役更伟大的胜利。中央主力红军的胜利将不仅赤化全贵州，且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大胜仗”、“亦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并“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二渡赤水的空前胜利，使中革军委再一次急于求成。

 

一渡赤水前打败了黔敌就轻视川敌；三渡赤水前打败了吴奇伟就轻视了周浑元；事情就是这样一遍一遍演示：失败包含着胜利，胜利也包含着失败。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仁路，寻歼周浑元，未果。

 

3月6日，毛泽东又准备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决定以林彪的一军团由北向南打抄后路，彭德怀的三军团由南向北打堵迎头，五军团在白腊坎为预备队，九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7日再解决周部万耀煌第十三师。

 

毛泽东对这一仗踌躇满志，率前敌司令部亲至白腊坎。除要求各军团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特别规定了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火也烧不起来。

 

周浑元根本就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

 

两次诱周决战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具体部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