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多年前在中国时，我便开始了有关宋氏家族的研究工作，本书正是我长期研究的成果。从1980年起，我开始重新核查散落在数个国家的所有旧文件和二手资料，还发掘出了一些新资料。近年来亚洲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对本书有很大的帮助，他们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把不同的故事缝合到一起。

为了我的工作，爱德华·莱斯利在美国各地来回奔波，到各个地方去梳理搜寻相关资料。他曾去过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威尔斯利学院图书馆、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欧柏林大学、波士顿的各个公共图书馆、巴尔的摩、达勒姆和威尔明顿等。上述所有机构无私地提供了相关的文件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自亚特兰大的作家盖尔·杜布罗夫在佐治亚州为我调研了宋家三姐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学习情况，她在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宋氏姐妹的一些同学的帮助。新泽西州历史协会的玛格丽特·朗给我提供了宋家人在此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我从国家安全局的解密文件中发现蒋夫人的肖像曾被绘在纽约马西纳一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那座教堂的历史学者海伦·科弗代尔非常友善，给我提供了相关的背景资料，还寄给我一张彩色照片。

多年来，我曾数次前往中国，最后一次是在1983年，我访问了北京和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去了中国台湾几次。我本人对宋氏家族和蒋氏家族的兴趣始于孩提时期，那时候我还住在中缅边境。后来在“越战”的10年间，我担任驻泰国、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记者时，依然对此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曾为时代出版公司编辑“二战”期间有关中缅印方面的系列图书，在编辑一本名为《雇佣兵》（关于“二战”期间中国雇用美国飞行员的著作，时代—生活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时还曾专门研究过陈纳德和蒋氏家族的相关情况，因此大量接触并熟悉了有关宋氏家族的文献资料。

我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国务院、美国陆军部和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数千页的文件资料，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资料对我的帮助尤为重大。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哈罗德·艾萨克斯、杰克·安德逊、斯坦利·卡诺、罗伯特·麦凯布、罗伯特·沙普兰和丹尼斯·布拉德沃思。多年来，在他们的激励下，我对宋氏家族史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