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教主义与军事改革

宗教改革运动两百年后，令人惊讶的是，类似的运动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当中。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发起了改革运动，整顿与净化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他认为当时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太腐败了，只会膜拜圣人、祭祀，或从事狂热的崇拜活动，包括跳舞、唱歌和吟诵等等。瓦哈比砍掉圣树（像英格兰清教徒砍掉五月花柱一样）、捣毁神殿、试图打压传统狂热仪式。他是个苦行派，对宗教活动的看法和加尔文一样：清真寺里不应有任何装饰或音乐，得到救赎唯一的道路是祷告与服从圣训，即伊斯兰教法。和加尔文一样，瓦哈比和信徒的目标是建立神权国家，让每个人的行为得到严格控制，不准吸食大麻，女性不得有“性变态”或不得体的行为。这个目标仍然由当代他的思想继承人延续，就是现代的武装伊斯兰教徒。

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和瓦哈比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的雷同处已经有人留意到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写道：“两者都是在回应既存体制的停滞与腐化，倡导回归到更纯净与严谨的宗教形式：传教、服从于纪律。”[1]在伊斯兰世界，天主教的角色是由苏菲派（Sufism）所扮演。苏菲派可追溯至八、九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提供信众丰富多元的精神生活，有时还会太过华丽。和天主教一样，苏菲教派有智者、法师、诗人，乐见越来越多圣人出现，喜欢举办各式庆典（有些可能源于外教的习俗）。伊斯兰和天主教世界的“改革者”都宣称要回到创教的本怀，得除去俗丽无用的恶习、抑制感官的愉悦、停止多彩多姿的嘉年华，不得再膜拜圣人，防止多神教发展。它们的终极目标是“纯净”的宗教，信徒只要专注于内在、锻炼神圣的灵魂就好。

令人困惑的是，尽管两者有这些相似处，但各自的社会条件并没有可比拟之处。基督教改革运动发生在欧洲，它有许多大都市，因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而躁动不安。相对地，瓦哈比主义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当时还被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占领。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两者和瓦哈比建立教派的小镇德拉伊耶（Ad Dir'iyyah）完全沾不上边。欧洲在十六世纪开始扩张到非洲、亚洲、美洲，十八世纪的阿拉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根本是穷乡僻壤，还在逐渐没落。想要以唯物论来解释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改革运动，认为两者的改革是基于经济环境，这种观点是完全行不通的。

伊斯兰与基督教两种改革运动也许并没有相同的背景，瓦哈比也不是伊斯兰教里第一个禁欲派的改革者。以教法为中心、冰冷的伊斯兰教，与平易近人的苏菲教派，两者之间的冲突可回溯到好几世纪以前。和早期伊斯兰改革运动不同的是，瓦哈比得到族长穆罕默德·伊本·绍德（Muhammad ibn Saud）的全力支持。瓦哈比挑战传统神学，绍德则将它转变为军事行动。瓦哈比的教义会吸引沙乌地领袖，重点在于，如此一来他就有理由侵略邻近的部落，因为在瓦哈比严格的标准下，那些部落需要好好“教化”一番。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攻击其他穆斯林，然而瓦哈比主义提供了一个漏洞：信徒不接受净化后的瓦哈比伊斯兰教就得受死，否则最好去改信其他宗教。沙乌地阿拉伯知名的历史学家表示：“瓦哈比主义形同军事扩张主义，一开始就雷厉风行，靠着刀剑横扫整个阿拉伯半岛。”[2]

也许不尽然都是靠刀剑，还有一条线索可指出十六世纪欧洲与十八世纪阿拉伯宗教改革运动的共同点。根据十九世纪的阿拉伯文献，将枪支引进沙乌地部落的人就是瓦哈比：“沙乌地各族人不只是在宗教上追随他，俗世的事务也一起跟进，投入战争、抢夺利益、同仇敌忾……他下令德拉伊耶的人学习枪法。枪也是瓦哈比帮他们取得的。”[3]在阿拉伯世界，枪炮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瓦哈比之前，当地游牧民族多半还是以刀剑和弓箭打仗。他也许是个谨守传统的人，努力要恢复纯粹的伊斯兰文化，但他也致力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