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峰骆驼练兵法

在瓦哈比和他的赞助者绍德心中，军事纪律和宗教上的清教精神有关吗？可惜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能确定的是，绍德和瓦哈比一样，是个军事创新者。有位法国人曾参与拿破仑的埃及远征，瓦哈比入侵叙利亚时，他在阿拉伯的阿勒颇（Aleppo）担任法国领事：

在德拉伊耶，伊本·绍德开始实现他的作战计划，为求成功，他不顾一切。他的士兵已经习惯了征战的劳动和疲累，在他日积月累的操练下，士兵变得强壮、坚忍。他用骆驼取代马匹作战，骆驼和马匹一样敏捷，但更强壮。骆驼天生适合在沙漠行走，若少了骆驼，根本无法待在沙漠中。绍德下令，每只骆驼要载两个士兵。他配给的不只是士兵的食物，还有骆驼的食物。[9]

令人惊讶的是，军事操练与十七世纪具有清教色彩的军事改革有很大的关联。绍德的军队有多达六千名士兵，不太可能像欧洲士兵一样反复行军，他们不是步兵，而是欧洲人所谓的骑兵。瓦哈比要求军队改用枪，所以绍德不让士兵骑马，而是两人共乘一只单峰骆驼，使用枪支。当时普遍的枪支应该是鸟嘴铳，士兵独自骑马就难以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要上膛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坐在一只移动的动物身上。两人骑乘一只骆驼，一个控制动物，另一个就可以专心处理射击这件麻烦的事。因此绍德所规划的操练便是为了在一只移动的骆驼上开枪与上膛。

但操练不只是为了强迫士兵熟练某项军事技术，他的终极目标是培养铁的纪律。绍德希望他的士兵“不知疲累”，甚至限制粮食配给来锻炼他们的意志。这些观念与清教式的军事改革完全一致，特别是“禁欲”和“克己”。在欧洲和阿拉伯，清教主义真正的功能是使战士们将纪律内化，以符合新的枪支作战方式。根据新教改革者的说法，要求军人保持清醒与绝对服从的不只是将军，还有上帝。

到了十九世纪，军事现代化与清教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已经紧密地结合了。182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Ottoman Sultan Mahmud II）亲自废除麾下的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y），因为这大约十万名步兵精英拒绝配合军事改革。土耳其禁卫军曾因发动宫廷政变受到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苏菲教派的狂热信徒有密切关系。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ha）的统治时期涵盖整个十九世纪，他引进欧式军事改革，希望人们都更有战斗力。他企图打压苏菲教派，禁止人民举办类似欧洲圣人日的庆典“圣纪节”（Mulid）。人类学家迈克尔·吉尔森（Michael Gilsenan）写道：“十九世纪埃及‘现代化’后，全新的时代来临，军队随着新式的鼓声行军。有人开始破坏苏菲派的游行活动，扯下他们的旗帜，指责苏菲派太过张扬，并把他们当成不折不扣的敌人。这种敌意直到今日仍未散去。某些国家宣告苏菲派不属于伊斯兰世界。”[10]

为了训练庞大而有纪律的军队而打压庆典活动的，还有哪些国家？以罗马帝国为例，它的战力全靠操练精实的步兵，其政府对狂热宗教的压迫是否和军事层面有关，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很耐人寻味。韦伯发现，中国人很早就扬弃了传统的狂热活动。幅员如此广阔的帝国没有跳舞文化，早年的战舞早就消失了，也没有任何撩人的歌舞聚会。[11]韦伯认为，中国宗教仪式中“所有狂欢的成分都被严格地去除了”。如同罗马贵族看待狄俄尼索斯祭典，中国人也认为狂热仪式是危险的。[12]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公元前七世纪便展开军事革新，带着弩的步兵取代了两轮战车上的武士贵族。枪炮改变了现代欧洲与十八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弩在早期中国文化中可能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一点就留待专业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探讨。就我的推测，为了训练一大群男人隔着一定距离重复使用某项武器（弩或枪），一定程度的社会纪律是必要的，所以执政者才容不下传统庆典与狂热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