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法西斯集会

现代可以说是后庆典时代，群众还是会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希望能体会到合一、提升的感觉，至少也会把集会当成消遣活动。这样的场合可能是体育活动、演唱会、戏剧演出、游行或名人公祭这类公开仪式。现代所有大型集会中，最恶名昭彰也最讨人厌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群众大会与宣誓活动。这些集会之中，尤以纳粹每年在纽伦堡举办的党代表大会最甚。目击者提道，数十万名纳粹的忠实拥护者聚集在一起，追求“狂热”的体验。

1934年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中，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体会到希特勒成功的原因，“二十世纪德国人的生活单调乏味，他们以罗马教会为典范，再创了炫目、多彩、神秘的集会活动”。[1]纳粹党代表大会为期一周，没有任何讨论或思辨的流程，以免干扰“神秘”的效果，只有游行（主要是士兵和纳粹领袖）、军事操演和激励的演说。晚上的活动才是高潮。纳粹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了一座巨大的石柱运动场，顶头还有一只巨大的老鹰，纳粹的旗帜到处飞扬，还有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照亮运动场。[2]“在明亮的夜晚里，”夏伊勒相信，“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卸下内心与灵魂的武装，到达日耳曼人所知的最高境界……在神秘的灯光下，那个奥地利人神奇的声音一出现，日耳曼民族完全合而为一”。[3]

那个奥地利人当然就是希特勒，在精心安排下，他的进场与演说充满戏剧效果，是全场活动的高潮。根据夏伊勒的报道，希特勒一进入大会会场，乐队便停止演奏，全场肃静。乐队倏地吹起巴登进行曲（Badenweiler March），这是希特勒进场的专属乐曲，当“强光打在舞台上时”，接着演奏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Egmont Overtune）。[4]他的演说可能只是一串口号：“流遍祖国的鲜血！”“我们牺牲的英雄！”等等，过程中，热情逐渐升温，众人狂乱了起来，不断重复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s）。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敌对的法国大使安德列·法兰索瓦·庞瑟（AndréFranois-Poncet）也忍不住惊叹：“热情渗透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非凡的喜悦占据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身上满是浪漫的热情、神秘的狂喜与神圣的幻觉！”[5]

不过，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的，除了狂喜的群众对着领袖疯狂高喊“胜利万岁”的画面，还有无数受难者的坟冢以及饥饿的身躯。纳粹党代表大会成为现代集体欢腾的象征，也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观点。涂尔干曾深深着迷于“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现象，但在林霍尔姆看来，涂尔干“太天真了”。林霍尔姆指出：“当代群众运动在社会心理学界留下极大的阴影，学者备受打击，无不把集体欢腾视为恶魔的化身。”[6]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补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世界对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非常反感，同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姿势、动作都令人担心。”[7]最近有些修正派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使得社会学界的人认为“群体本身就是危险的”。[8]

非学界的人也认为，光“纽伦堡”这个字就让群众变得歇斯底里，再加上演技绝佳、魅力无比的演讲者，这群人什么暴行都可能犯下。在网络上搜寻“纽伦堡集会”，找到的不仅是历史事件，还有各种令人兴奋的大型活动，有人就用这个词来嘲讽超级碗、摇滚演唱会和奥斯卡颁奖典礼。一位左翼分子描述右翼的以色列集会是“犹太人的纽伦堡”；[9]有个不太好笑的脱口秀主持人评论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纽伦堡代表大会，每个人的笑声就像在高呼胜利万岁。”[10]1968年，《纽约时报》一段文章批评滚石乐队演唱会“根本就是纽伦堡！”[11]小说家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pstein）思索何谓运动狂热，包括他自己对棒球的热爱，写道：

自我瓦解、超越、万众一体、人我合一的感受。这样天真、返璞归真、返老还童的喜悦，难道不存在于纽伦堡大会的回响声中……再者，“裁判去死”这股冲动不亚于“杀了犹太人”吧？[12]

爱泼斯坦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创见，那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早在弗洛伊德研究之前……人人都知道，加入群众，就是允许自己回归原始本能的生活。”

但知识分子开始谴责群众运动，也不过在纽伦堡大会之前一百五十年，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纳粹非常不同，几乎是完全相反。法西斯大会赞扬暴君，法国大革命则是要推翻暴政。法西斯主义用最粗暴的方式体现政治权利，法国革命孕育出当代左派的概念，政治立场从此有了“左”与“右”之分。对比纽伦堡大会与法国大革命决定性的行动（如攻占巴士底监狱），两者之间只有一点点的相似处：都在户外，都有大量的人民集结，都是“群众运动”。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的起义群众还算温和（即使他们是民主先驱），但他们的行动如浪潮，震惊了所有欧洲宫廷和庄园。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多数饿着肚子，只想要点面包，结果就成功推翻了波旁王朝。业余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回顾十九世纪末期后，他认为，群众发起革命的理由，例如争取食物或讨厌旧政权，都不是理性的。他们单纯就是疯了，因为群众的本质就是疯狂。个人一进入人群，“就进入特殊状态，就像被催眠一样，在催眠师的操作下，感受到奇妙的感觉”。在当下，大脑就会“麻痹”，“人开始无意识地行动，成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奴隶”。[13]现场集合的不是“众人”，而是一堆神经组织，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原始”的了。

勒庞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成为历久不衰的社会科学畅销书，他并没有见证革命，也没有参考任何历史学家或目击者的说法，但他的描述仿佛就像站在阳台上观看一样。他的书充斥着我们今日会直接当成歧视的论断，举例来说，他认为群众“像女人一样”不理性，容易走向极端。[14]他也不认同低下阶级发动的热血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争取的平等以及各种形式的民主。他写道，同时代的那些群众，纯粹只是“想要彻底毁了现存的社会而已”。[15]尽管如此，这些意见并无损勒庞的权威，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弗洛伊德对集体行为的看法都传承自勒庞。

因此，知识分子对群众的既定看法都非常相似。无论是衷心地在纽伦堡为希特勒欢呼，或为了面包在法国发起革命，都和殖民地“野人”的狂热仪式没两样。早期的传教士认为，狂喜的“野人”是被恶魔附身了。后来心理学家说，群众中的个体都被“去个人化”了，退化成幼稚的状态，完全凭感觉，极容易被牵着走。恶魔不是不流行了，只是多了科学的解释。弗洛伊德年轻时在巴黎观察街上的群众，他写道：“我相信他们被一千个恶魔附身了……他们是一群有精神流行病的人，历史上的暴乱都有相同问题。”[16]作为个人，我们都是理性且文明的人，但如果聚在一起，原始的恶魔就来搅和了。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导致犹太人大屠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恐怖统治。它们连同北美的莫霍克族（Mohawk）战舞、大洋洲土著的成年礼仪式，一起被归为狂野、有杀人倾向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