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第3/3页）

袁世凯的脸谱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他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他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在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3 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的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4 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5 。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

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此外，在21条交涉过程中，他尽心尽力，努力减少损失；被迫签字后，布置官员拖延抵制，使之成为废纸。

创巨痛深的历史教训

中国人重视以史为鉴。近代中国是今日中国的昨天，“殷鉴不远”，晚清、民国时期许多经验教训正确加以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有些地方其实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代价非常沉重。不能责怪学者没有及时提出警告，关键在有没有着力维护一个让学者们敢于讲真话的宽松、自由的环境。历史人物在我们的读物中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不过是学术文化环境不正常的体现。

时至今日还要用政治和阶级标签去干涉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蠢人，大约已经极为罕见；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受干扰的情况却并不鲜见。可是，半个多世纪让我们付出代价最巨的恰恰是后一领域的失误。让人们头脑清醒的最好办法是掐指算一算，有哪次学术批判是搞对了的？

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学术大批判后，创造社巨子、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说了一句话：“这是以无知批有知！”著名经济史学家、先师梁方仲教授则说：“乱拳打不倒老师傅！”他们一语道破困扰中国学术文化几十年的噩梦的实质，这两句警世箴言应该永远记取。

学术文化研究承担着国家学术文化传承和更新的重任。学术文化的是非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让时间和读者自行作出判断，任何行政干预都只能带来负面效果。应像延安当年对待曾国藩那样，既有人斥之为汉奸，也有人力倡拜读其家书、治兵语录。

广东不是说要建设文化大省吗？离开正常的学术文化环境建设，只能培植一批谨小慎微的庸才，还会产生一些不学有术的鼠辈。那些叱咤风云、冲破陈腐的大师可能刚一露头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2003年5月13日星期二写完

原载于2003年5月14日星期三《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