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答彭晓芸问

维修袁世凯旧居完全正确

彭晓芸：近日，河南项城政府宣称，要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也有的人对“该不该修复袁氏旧居”存在不同看法。在您看来，该不该维修、保护袁世凯故居？

袁伟时：维修、保存袁世凯的旧居这没有什么不好。两方面来看都应该做：一是它本身是建筑艺术，是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另外，这个人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从这两个意义上，讲保留、维修他的故居没有什么不好。这不是没有办过的事，到处都有。合肥就修了李鸿章旧居；清末的恭王府也要大修。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历史人物很复杂，并非非黑即白。

彭晓芸：据报道，当地为这项工程做出这样的“动员”：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副科级200元，正科级500元，副处级1000元。此举在当地引发争议。公众对项城政府“强制捐款”此举多持批评态度，您如何看待以这种方式集资修建袁世凯故居的做法？

袁伟时：用强迫摊派的方法筹集资金做任何工作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条是很荒唐的，但能够曝光就表明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不合理的政府行为受到舆论监督和谴责。如果暂时没有钱，可以慢慢修，申请上级拨款修，在全国募捐也可以，有些基金会或者企业可能会愿意支持。但是，绝对不能滥用政府权力强迫别人出钱。

彭晓芸：当地政府对媒体辩称这只是“动员”，没有“强制”，但按照机关的“潜规则”，“动员”下来就是指令，实际上就得执行了，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东西？

袁伟时：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政府权力很大，党委或政府发个通知，不管是否合法，下面都非办不可。

彭晓芸：另外，据报道，项城市的有关领导提出号召：“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抢抓机遇，共同支持和参与袁宅的开发建设，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使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据当地媒体调查采访，市民对参观袁世凯旧居似乎兴趣不大，您怎么看待当地政府的这种从旅游开发及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的策略和市民兴趣之间的矛盾？

袁伟时：如果温饱没有解决哪有心情旅游？生活水平提高了，他的观念会变，将来旅游行业会越来越兴旺。另外，就是舆论的影响。如果片面地把这个人说成是罪恶滔天的大坏蛋，愿意去看的人恐怕也不多。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学术研究成果慢慢普及，这些会慢慢改变的。

中国经济发展是很快的，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是由政府推动的。这种政府推动利弊都很大。这其实是中国一大堆问题包括经济上很多问题的根源。比如银行很多坏账就跟这个有关。一元化领导，包括银行在内，各行各业都归当地党委和政府管，书记、市长说一声，不得不贷款，一贷款可能就变成坏账，成为大包袱。前一段咸阳市市委书记到处推广洗脚，说我们市里名牌就是“洗脚”，这是很无聊的举措。一个现代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少官员不是想办法保障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比如治安要好，比如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要好，更重要的是执法要公正，官员要清廉，保证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很公正的法治环境，让各种各样的经济实体能够大显身手。建设好这些，资金、人才自然会涌入，但目前好些地方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

彭晓芸：修建袁世凯故居，应该有助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但当地政府的做法可能不完全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模式也是相对比较脸谱化的，一贯以来的教科书都将历史人物分成了“好的”和“坏的”，那么，对袁世凯，您总体上的评价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时：在有些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多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我认为袁世凯主要做了六件事：

甲午战争以前作为清政府在朝鲜的代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改革，也维护了宗主国和朝鲜的正常关系，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办军事教育，对中国的军事建设有很大的贡献。甲午战争标志中国旧的军队体系全面崩溃，清政府接着筹划练新军，其中最有贡献的就算袁世凯。1906年创办的保定军官学堂，在中国的军事教育史上，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期间。多年来我们的报刊争相宣传黄埔军校，一方面黄埔军校确实有他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有些地方言过其实，特别是抹杀了中国军事教育中其他军事学校的作用。保定军官学堂在清末民初的军官教育中贡献是最大的，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蒋光鼐、傅作义、张治中、叶挺、陈诚等一大批抗日名将都是它的学生。据有些学者统计，1944年，各战区36位正副司令长官中，有一半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只有一个；95位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中，38%毕业于保定军校，33%毕业于黄埔军校。56

第三件事是支持戊戌变法，又促成戊戌政变。1897年他两次上书提出改革建议都是很有建设性的。他赞同康梁的改革主张，但在改革步骤方面，比康梁理性、扎实。一开始他就提出来所有旧的官员要妥善安排，要给予荣誉职务，而实质的改革要依靠真正有才能的、思想开明的人做，这比康梁稳妥。学术界对如何评价他在政变前夕的告密行为有争议，不妨从另一角度看：他仅是支持改革的将领，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旨在夺权的大阴谋家；康有为要他派兵围困颐和园逮捕慈禧，是极其荒唐的政变阴谋，这个阴谋和其他极端举措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57 ；他举报这个阴谋，不必苛责。

第四件事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他参加“东南互保”，镇压义和团。东南互保使山东以南半壁江山免遭外来侵略者和暴民荼毒。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的福祉有好处。

第五件事，他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

清政府最后10年是非常辉煌的10年，是20世纪中国很重要的历史阶段，对中国转型贡献很大。它的三大改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1）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2）从改革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着手，然后过渡到采用西方的大陆法系，推动中国司法的现代化，这也是了不起的变革；（3）在预备立宪过程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或政治体制的变革，推动旧的国家机关转变成新的国家机关；着力推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各级地方自治；各省建立咨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是现代议会的雏形。与此同时，注重发展现代经济，推动了私营经济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