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十世纪

告别20世纪已经整整十年，应该对有关问题做一些回顾。

有一个观念总是在我的脑袋里纠缠：中国人对人类欠了一笔大债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偿还历史欠债，包括思想上的债务。中国走过那么曲折的道路，但是没有产生跟这个苦难的历程相适应的学术和思想成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希望有年轻人、中年人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我愿意将自己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提供给大家做靶子。

中国人20世纪的路走得那么坎坷，是由于三个关键的时刻被打败了，而且首先在思想上被打败。

这三个关键时刻，一个是辛亥革命前后。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1906年以后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阶段，本来发展比较正常，但几方面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中断了，宪政进程中断了。

首先是大清帝国朝廷腐败、软弱，没有改革和发展的全盘计划。

其次，在汹涌澎湃要求改革、要求宪政面前，不能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再次，做出错误的决策，把民营铁路收为国有。无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不但不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反而走回头路，将民有铁路收归国有。

最后，当民众不满，保路运动兴起，不是顺应民情改正错误，跟群众对话，而是派兵镇压，激化了本来可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并且由于调军入川，留下一个空档，革命力量揭竿而起。

武昌起义，政权易手，宪政机会再次浮现。不幸，眼巴巴看着机会再次消逝。

在世界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一个很窝囊的革命。

思想上很窝囊！英国革命产生的《权利请愿书》是辉煌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思想高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但是辛亥革命怎么样？非常可怜！孙中山就任总统的宣言只讲了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统一，就是没有讲到怎样切实保障中国人的权利。5天以后发表《对外宣言书》才提到“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而这个宣言还是外国人帮忙起草的！这些不是偶然的失误，这次革命的主要思想支柱本来就是大汉民族主义！

实迹也很窝囊！经济、文化教育，没有革命也会持续发展，考察革命业绩主要看政治。可是，不但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反而走向极端，袁世凯和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的宪政。

1912年到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代，辉煌与苦难并陈。

经济发展是辉煌的。1912年到1920年工业年平均增长幅度为13.8%，欧战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当其他国家在欧战结束以后陷入危机的时刻，中国经济一直到1922年仍然快速增长。1922年以后总的趋势也是发展的。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也受到国内多次内战的损伤，整体上是比较好的。1912年至1936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9.2%。这些业绩最主要的缘由是市场经济确立。一个落后国家确立市场经济后，总有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也与革命无关。革命的直接后果是财政破产，徒增困扰，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实证据。

思想文化上，北洋时代是20世纪最自由的年代，有过军阀杀记者或其他摧残自由的记录，但那是个案，总的说来自由度是最大的。

报刊，不必讲实际的业绩，1921年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致国务院的公函直截了当指出：政府颁布的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是违反《约法》的，“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这种气概，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力量和大无畏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大家更知道，蔡元培北大的办学方针开创了中国教育的一个辉煌年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真正地在中国开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再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学术史，几乎20世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大都产生在北洋时代。

所以，我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北洋时代。

但是，中国人又一次被打败，把1924年至1926年间段祺瑞挽救中国的最后努力打败了。

段祺瑞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到1926年4月19日黯然下野，是挽救共和的最后一跃，希望用和平手段挽救中国，而以失败告终。他是被谁打败的？这就讲到今天的主题：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结合。辛亥革命所以那么窝囊，因为它的主要思想动力是民族主义，是想推翻少数民族政权。段祺瑞所以被打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联手。

段祺瑞复出，就任临时执政。他的颇具远见的计划是首先召开两个会议，解决几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城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会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134

大家坐下来，不要再打仗，联合起来结束国内的混乱局面，商量如何召开国民会议，仿照美国的费城会议，制定宪法，解决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

当时以孙中山和国民党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怎么样破坏这个和平救国计划的？

首先，他说你这个会的代表性不足。段祺瑞从善如流，孙中山说人民团体的代表不够，他谋求在现有条例框架下妥协：

“照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应设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兹决定聘请左列各团人员为委员：一、省议会议长一人。二、省教育会会长一人。三、省城总商会会长一人。四、省农会会长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一人。六、各特别区与省同，无者缺之。”135

这些民选或民间团体的代表，都应邀参加了会议。如果不吹毛求疵，应该承认缺陷大体得到补救。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办法坐下来好好商量呢？

为了解决建设国家的根本问题，段祺瑞提出开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说我要开国民会议！其实是一个东西，玩的是文字游戏。那时5亿中国人当然不可能一起开会，还是要派代表。在这个文字游戏后面有更严重的问题，段祺瑞为了恢复国家的主权，相应地召开了好些会议，一个是关税会议，跟列强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一个是关于恢复司法主权的会议。两个都是半途而废。关税会议的已经达成协议了，最后在3·18事件冲击下无法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