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一章（第2/10页）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