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不平凡的1919年
“既然如此,瀚之想怎么办?”陈乾声问道。
“起草委员会诸公把草案给我过目,为的其实也就是这件事。”杨朔铭笑了笑,说道,“为了能让湖南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勉为其难吧。”
听到杨朔铭答应为湖南省宪的通过和实施而出力,陈乾声的眼中竟然闪过了泪花。
“自辛亥以来,‘革命’便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后来有人又造出了‘反革命’一词。自此以后,在主流叙述中,‘联省自治’便与‘反革命’形影不离。所谓的伟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军阀割据’的遮羞布背后,有亿万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的惨痛呼号……”杨朔铭象是在回答陈乾声,又象是在诉说着一些被尘封已久的往事,“他们伟人名士各有一套煌煌然的‘救国救民’之道,蝼蚁小民试图自救的微末努力,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值一提。所谓的‘革命’洪流之下,民生却犹如草芥!”
此时杨朔铭的声音渐转高亢,陈乾声听出了这个年轻人心中那压抑已久的悲愤,不由得吃惊地看着他,仿佛要重新认识他一样。
“希望这1919年能过得有意义。”杨朔铭很快恢复了平静,看着陈乾声,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1919年3月15日,在湖南知识界的呼吁和两广巡阅使署的压力下,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种种权利的条款被正式写进《湖南省宪法》。4月2日,经过几次修改之后,《湖南省宪法》为审查委员会正式审查通过。
经过起草、修订和审查之后,便开始了《湖南省宪法》获得完全的合法性的最后一道程序——“公民总投票”。1919年5月1日投票工作结束,经过计票,最后的投票结果是:除废票与弃权票不计外,总计全省“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这部由学者起草、由士绅审查的《湖南省宪法》,正式成为一部代表了湖南民众全体意志的宪法,成为湖南实行“自治”最有力的法律依据。
“湖南自治”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立宪政治的先河,并为以后联邦制在中国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单就投票数字而言,《湖南省宪法》可以称得上获得了绝大多数省民的支持。但这些票数,显然并不真实。当时湖南的《大公报》对此有过描述:“省宪自审查通过后,已经有这么多日子了,讲演的手续,又已经竭力进行了。今试在大道上任意拿一二人,而问以省宪是甚么东西?晓得的自是有人,不晓得的恐怕要占十分之八九,这是无须为之遮掩的。”
但在批评的同时,《大公报》也承认,“很显然,这些投票绝大程度上,是操作出来的。但这种操作,有现实的不得已之处——彼时的湖南,欲完成《湖南省宪法》的推广普及和全民投票,显然是做不到的。最后,能够覆盖到的人群,必然局限在有知识的阶层当中。但并不能说这背后没有真正的民意的存在,因为三千万湖南人确确实实希望依赖这部宪法,将自己拯救出军阀混战的泥潭。”
在此之后,根据这部划时代的《湖南省宪法》,1919年,湖南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选”,共选出县议员2761名,虽然在选举过程中贪污受贿、买卖选票者比比皆是,但民主、民权的形式,终究是树立起来了;同年,又选举了省长,选举了政府七个司的司长,选举了高等检察厅的厅长,选举了高等审判厅的厅长,选举了审计院的院长。通过这些选举,组成了第一届“民选湖南省政府”。
随后,依据这部宪法,湖南人裁掉了湖南地方军阀们的那些素质极差的部队,总数约占到湘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在“弘宪帝国”垮台后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各路军阀趁机肆无忌惮大肆扩军的时代,实在算得上是少有的奇迹。此外,湖南教育界人士还依据这部宪法,在形式上实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确保了教育经费不被军阀们挪用,湖南教育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较之其他各省实有天壤之别;湖南的法律界人士也依据这部宪法,始终锲而不舍地推动着湖南的司法独立;尽管湖南省议会的出炉过程有许多问题,但一些统计数据显示,自1919年下半年开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湖南省议会共通过禁止军队非法掠夺案73件,减免苛捐杂税及田赋案68件,弹劾、查办官吏案73件,限令政府取消借款或停止发行公债案12件;依据这部宪法,在全省范围内还举行了县长考试,在任用私人成风的这个时代,湖南能够通过考试这种手段澄清吏治,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些奇迹得以实现,都源自于“湖南自治”与其赖以自治的《湖南省宪法》。
有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1919年《湖南省宪法》出台并实施后,中国通往联邦之路的大门,已经敞开了。”
1919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就在中国国内风云激荡之际,欧洲的战场,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1919年的年初,当德国人审视战局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有史以来的巅峰之上:俄国垮台了,大半个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法国人不但在行动上,在精神上也已经濒临垮台,英国人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强大海军,也开始变得精疲力竭,意大利在事实上已经停战。
但在这胜利的光辉之后,黑暗仍然在迅速生长。
随着德军的不断被消耗和战线越拉越长,德国陆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顶点,加上德国海军在第二次赫尔戈兰湾之战的失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寄希望于无限制潜艇战摧毁协约国的战争潜力,但由于协约国海军在重新夺回制海权后加强了护航的力量,德国潜艇取得的战果开始下降,由中国生产的大量商船及时有效的补充了协约国船只的损失,德国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协约国方面则开始了大举反攻。
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美国政府、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再向中国和日本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和日本增派兵力,全力配合协约国军队在欧洲海陆战场的反攻。
日本政府在英法美三国政府的巨大压力面前保持了以前一贯的“慎重”态度,反而提出应首先满足日本的以下条件,才能考虑增派兵力,日本人提出来的条件是:
1、向日本提供1000架新型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以及300架重型轰炸机,帮助日本组建空军。提供给日本500辆大型载重卡车,以提高其运输能力。
2、向日本提供燃油,使日本海空军能建立起足够的燃油储备,以保障作战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