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白虎观考订五经

班超在西域搞得风生水起之际，他的兄长班固也得到了刘炟的重用。

班超很牛，班固更牛。

班固九岁的时候，就能属文诵诗赋，年纪大一点，入洛阳太学学习，博贯载籍，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其所学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梢节末的注解上，重在贯通经籍大义上。班固的父亲班彪是远近闻名的学者，经常有名士前来拜师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学业精进，为诸儒所慕。

难得的是，班固虽才学高深，却性宽和能容众，不矜己，不耀人。

班彪有意写《史记后传》，经常阅读和研究本朝典籍。班固跟随父亲，也留意汉事。

著名的思想家王充自会稽来京城洛阳游学，景仰班彪的学术成就，前来求教，对班彪的著史事业非常敬佩，称赞班彪的著述堪与太史公、扬雄媲美，同时也对班固的才学感到惊奇，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断定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故，班固从太学返回乡里为父亲服丧。

这一年，班固才二十三岁，但已具备了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在居忧期间，他发现父亲“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开始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

也是好事多磨，班固这边写得正起劲，那边就有人向当政的汉明帝告他的黑状，说他“私改作国史”。

这可不得了，汉明帝下诏将其收捕，查抄书籍。

在当时，不仅“私修国史”犯了杀头之罪，甚至“国史”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看、所能收藏的。

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一观，当即就被斥回。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入狱没几天就被处死了。

班固被捕入狱，全家老小全都乱了方寸。幸好弟弟班超有胆有识，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穿华阴、过潼关，急驰京城洛阳，直接向汉明帝上书申诉，营救哥哥。

班超这一行动，引起了汉明帝对该案件的重视，通过深入了解，明白了班固父子矢志著史、宣扬“汉德”的苦心。

汉明帝又找来了查抄的书稿，没读几页，就对班固的才华肃然起敬。

好书呀，好书！

大赞该书乃是不世出的奇作，下令释放班固，并加以劝慰。

为了能让这部伟大的作品早点杀青，汉明帝干脆召班固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

除班固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

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所有支出，皆由公家报销，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时人称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在任兰台令史期间，班固除了潜心写史，还写了一篇非常了不起的作品——《两都赋》。

东西两汉一脉相承，经过光武、明帝两代人的努力，国力昌盛，人民生活富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证明，汉武帝北击匈奴，南伐闽越，国力堪称强盛，但他当政后期，全国人口不过2000余万。现在，经过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东汉人口已经达到了5000万以上，比西汉文景之治时还多，已远超西汉。

但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前汉，觉得什么都是以前的好。

没办法，怀旧啊。

就连现在的都城洛阳，也有很多人看不顺眼，一天到晚念叨着什么时候迁回旧都长安去。

光武帝的时代如此，汉明帝的时代如此，现在，到了刘炟时代，仍是如此。

不断有遗老遗少叫嚷着要回长安。

洛阳这边一闹，长安关中的父老更是坐不住了，日日翘首，盼望圣上车驾西归。

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刘炟无意西迁，京师洛阳大兴土木，营建宫殿，而关中父老引颈东望，盛称西都奢华，人心久久不定。

针对这种情况，班固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扬厉，是西汉大赋的继续。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东都主人责备西都宾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光武帝节俭治国、以德服远，从而“折西宾淫侈之论”。

赋中所述，无论是富丽堂皇的都城，还是阡陌交叉的农郊，都有生动形象的描写。而在艺术的表现上，运用了大批量的排句，气势瑰伟，音调和谐，又罕有奇僻冷字，意气贯畅，毫无汉赋臃肿涩滞的通病。

刘炟一读，眉飞色舞，大为高兴，对班固更加赏识。

而也正是这篇《两都赋》，为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的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其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刘勰也称其“明绚以雅赡”。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鉴于当时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极大，影响了经学的传播和发展，议郎杨终上奏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以为万世效法。”

杨终的建议，其实代表了朝廷里面很多人的意见。在当时，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而这两种经文的形成，全在于记载文字的不同，字体不同，导致研究它们的人分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

古文经学为古文篆字所写，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殆尽，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学。武帝时，鲁恭王破坏孔子居住的旧宅，在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篆字书写的儒家书籍，即古文经学。它的出现，在文字、思想、师说等方面都影响和动摇了今文经学派的统治地位。另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神学解释经学的风气，而到了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更是大行其事，弥漫了整个学术思想领域。

于是，统一经学就成为必要了。

刘炟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在白虎观展开一场大讨论。

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按皇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