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勇气

罗家伦

题解

此文写于1938年初，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作者有感当时社会形势，呼吁年轻大学生养成道德的勇气，并给出四条具体的培养办法，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股人格提升的力量。

要建立新人观，第一必须要养成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或是血气的勇；而道德的勇气，乃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现。“匹夫之勇”与“好勇斗狠”的勇，哪能相提并论？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罢，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到“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只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者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吗？

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

（一）知识的陶熔。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而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练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说，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佣人猪喂了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有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