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林琴南书

蔡元培

题解

此文是蔡元培对林纾公开信的回应，主要作了两点申辩与反驳：在北大并无“覆孔孟、铲伦常”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是由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北大教学也并未尽废古书而专用白话，而且提倡白话之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同时，他还公开声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的这篇公开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被视为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彬彬有礼，进退有据，柔中带刚中见其风度。

琴南先生左右：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演讲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然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弒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之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取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取妾一条则且比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于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有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成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为编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小宝玉黛玉相埓，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传》《红楼梦》之小说，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之外，为科学哲学之讲说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非博极群书，不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交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