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钞》序

周作人

题解

上世纪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他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在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中，收入周作人给他的书信25封，数量之多，仅次于给俞平伯的。周作人当时在课堂讲授各时代的“散文”，须得有一“选本”。沈启无编选明清小品文成册，正合其意，《近代散文钞》就这样诞生了。有学者指出，《近代散文钞》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的参与。显然，《近代散文钞》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读本，而是要张扬一种文学理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俞平伯就曾明确地把《近代散文钞》看做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这样，有理论，有材料，师徒几个披挂上阵，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

一

启无编选明清时代小品文为一集，叫我写一篇序或跋，我答应了他已将有半年了。我们预约在暑假中缴卷，那时我想离暑假还远，再者到了暑假也还有七十天闲暇，不愁没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随意乱说几句即得，不必问切不切题，因此便贸贸然地答应下来了。到了现在鼻加答儿[1]好了之后，仔细一算，已经过了九月十九。听因百说，启无已经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来，乃不禁大着其忙，急急地来构思作文。本来颇想从平伯的跋里去发见一点提示，可以拏来发挥一番，较为省力，可是读后只觉得有许多很好的话都被平伯说了去，很有点怨平伯之先说，也恨自己之为什么不先做序，不把这些话早截留了，实是可惜之至。不过，这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了头皮自己来想吧。然而机会还是不肯放弃，我在平伯的跋里找到了这一句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做了根据，预备说几句，虽然这些当然是我个人负责。

我要说的话，干脆就是，启无这个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难得受人家的理解和报酬。为什么呢？因为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文艺的发生次序大抵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作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ia）[2]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心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的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磁器等却都保存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它的传统，又不能建立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磁器之制作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了。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归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3]，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4]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因为这个缘故，启无选集前代的小品文给学子当做明灯，可以照见来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对于别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过在载道派看来，这实在是左道旁门，殊堪痛恨。启无的这本文选，其能免于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总之，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北平煅药庐　周作人撰

二

我给启无写《近代散文钞》的序，还是在两年前。到了现在，书才出版，再擎起原序来看，觉得这其间的时光仿佛有点辽远了，那里所说的话也不免有点迂远了，便想再来添写这篇新序，老老实实的论几句话。

启无编刊这部散文钞，有益于中国学术，文艺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点：

其一，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5]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了了。日本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上举出性灵一派与格调、气韵诸说相并，但是不将这派的袁子才当做公安的末流，却去远寻杨诚斋[6]来给他做义父，便是一例。中国誊录铃木之说者也就多照样的说下去了，启无这部书并非议论，只是勤劳的辑录明末清初的新文学派的文章，结果是具体的将公安、竟陵两派的成绩——即其作品和文学意见——结集在一处，对于那些讲中国文学的朋友供给一点材料，于事不无小补。古人的著作苟存于世间，其价值也自存在，不以无人顾问而消灭。公安、竟陵非亲非眷，吾辈本无庸扰扰为古人争身后之名，只是有此文学史上的材料而听其湮没亦自可惜，如得有人为表而出之，乃亦大可喜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