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平洋序曲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一个最古老，一个最年轻。两者之间的奇怪结合，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发现、拓展、痴迷和修正。对中美两国来说，人的冲动本性极其重要。然而，促成美国开始突然转向亚太地区的原因，是一个最简单、最缺乏人情味而又常被人忘记的商业现实。18世纪80年代，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刚刚独立，虽然官方宣布了中立，但美国的贸易商船仍陷于英法战争的交战炮火。美国的船长们经常遭受英国皇家海军的骚扰。他们的数百条船只被扣押，货物被没收，船员被强行招募入伍。因此，美国的船主们心急火燎地寻找其他地区的市场，最好是尽可能远离相互争吵、麻烦不断的欧洲人。菲尼亚斯·邦德是英国驻美国费城的领事。1787年，邦德领事在报告中写道：“美国的贸易处于受限制状态。因此，企业主们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对其开放的投机活动，并从中获得利益。”

在两个幸运之日，获得拯救的希望陡然高涨。1785年5月11日，从远东归来的“中国皇后”号驶入纽约港。它装满了茶叶，成为首只抵达广州（当时英语叫Canton）及其“行”（贸易公司）的美国商船。费城和首都华盛顿两地，都先后对此发表评论。5月16日，《宾夕法尼亚邮报》的报道写道：“商船满载而归，它预示着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将摆脱与欧洲一直进行至今的那些令人烦恼、毫无必要的不正当生意，摆脱欧洲对我们正在崛起帝国的巨大偏见。而未来的幸福前景，则是实实在在的辉煌。”“中国皇后”号的那次旅程耗时14个月，航行了5万多公里。

1787年5月22日，当“大特克”号船帆隐约出现在海平面时，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涌现出欢天喜地的庆祝。它是第一艘从新英格兰地区出发，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船。欢呼人群的啦啦队长是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他也是“大特克”号船的投资人。德比很快为船上的茶叶、瓷器、丝绸、珠宝、艺术品和餐具等货物，找到了一个大有前途的市场。德比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位充满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特克”号和他的其他几艘船一样，曾是一艘私人武装战船，装备有28门大炮，在躲避英国皇家海军方面技艺超群。

很快，美国人的船队开始定期前往广州。它们满载西班牙金银锭、皮毛、小麦和人参（一种阿巴拉契亚山脉生长，被中国人珍爱的芳香草药）。在其货物清单中，还不失时机地增添了在印度购买的鸦片。到了19世纪40年代，美国商船在广州进出口货物的吨位，超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1791年，为寻找抹香鲸，美国人的捕鲸船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水域，进一步增强了年轻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感。到了1830年，美国已成为全世界实力超群的捕鲸国。同时，美国的航海时代，也充满了戏剧性遭遇。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写过杰出的系列小说《怒海争锋》，生动描述了美国航海时代的酸甜苦辣。

对船主和船长们而言，太平洋贸易有风险，但回报丰厚。180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塞勒姆出人意料地成为美国最富庶的城市，慷慨实现了该市的座右铭：“驶向富裕东方最遥远的港口。”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是美国从事中国贸易的教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的首位百万富翁。海关职员纳撒尼尔·霍索恩也是塞勒姆人，他对那位教父的影响力有过记述。（更令人惊奇的是，最近，有人对人类历史记载的75位最富有者进行评估，德比的排名是第72位。以当今美元估算，他的财富约为312亿美元。）

德比的传奇是金钱，也是文化。他是最早重视中国瓷器珍品的美国人之一。“大特克”号船长在广州时，曾委托订制了一套印有交织字母的171件餐具，一套101件茶具，以及一只大酒碗。酒碗上面的图案是德比的贸易船，题字是“大特克号”和“1786年广州”。最初，那只大酒碗被送给了“大特克”号的船长，后来被德比的儿子捐给了塞勒姆埃塞克斯研究所。那家机构成立于1799年，是第一家涉及美国与东亚建立联系的综合性档案馆，收藏了与此相关的文件和大事记。今天，该研究所已演变成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拥有130万件藏品，包括清代某位富裕商人的一栋真实住宅，那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砖一瓦合法搬迁而来的。事实上，人们可以合理推断，当代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以亚太为中心的政策根源，就隐藏在塞勒姆市的码头、商店，以及目前已是幽灵般的塞勒姆老海关大楼。

波士顿取代了塞勒姆成为美国主要的贸易港口。波士顿的港口设备更先进，足以应对驶往东方的快速帆船，以及它们偶尔装载的印度鸦片货物。（一个很少宣传的事实是：许多新英格兰地区的巨富，包括福布斯、卢塞尔、斯特吉斯和德拉诺家族等，都从经营鸦片贸易中发家。然而，提到鸦片贸易，当代美国出版物通常附加一个形容词“英国人的”。）1843年5月，美国政府得知，英国人与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协商成功，签署了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那个条约完全是敲诈勒索。中国同意的条款之一，是除广州之外，再开放4个供英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宁波、厦门、福州和上海。

1845年2月27日，在海上航行211天后，一支由4艘船只组成的美国舰队在澳门抛锚。来自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的凯勒·顾盛，就在其中的“布兰迪维因”号三帆快速战舰上。他是一名律师和议员，此时已担任“美国赴中华帝国特命全权公使”。美国给顾盛“伯爵”（约翰·泰勒总统认为，这个称号有助于为此行增添影响力）的命令是：保证美国进入《南京条约》提到的5个港口，“并享有与英国商人同等的最惠国待遇”。

顾盛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索尔兹伯里。他很早熟，17岁时便从哈佛大学毕业。1824年，他到纽伯里波特市定居，从事法律工作，是美国辉格党的铁杆分子。被派往中国前，他曾入选州立法机关，之后又进入美国国会。启程前，顾盛期盼能与中国“天子”会面。他意气风发，一身着装令人难忘：“蓝色少将大衣，鎏金扣，附加少许刺绣；下身穿金条纹裤，带马刺皮靴，帽子上面还缀有一朵白色梅花。”然而，“伯爵”与“天子”的超级会面从未发生。顾盛前往北京的请求遭到拒绝。因此，他一直未能送交泰勒总统祝愿中国皇帝万寿无疆的“和平友谊”信函。中国的“天子”则派遣曾与英国人打过交道的耆英总督与顾盛周旋。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在澳门附近望厦镇的一座寺庙里缔结了一份条约，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帝国关于和平、友好和商务的条约》。条约允许美国人自由进出与英国达成协议的5个口岸，并为美国新增一条至关重要的特权：治外法权，意味着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只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顾盛对此条款的点评是：“允许基督教范围以外的政府对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有任何控制，都属于不明智行为。”此时，虽然鸦片贸易被宣布为非法，但“一定数量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