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瓷器泡沫

艺术市场的驱动力风云莫测。以英国为例，简单罗列其中原因，便可包括时尚、古董商共谋做局、收藏家之间的竞争等行为，以及不那么明显的原因：谷物价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艺术品销售的飙升令人惊叹，谷物价格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幕后角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对英国农产品需求变弱，英国名门望族的收入和选举权也随之降低。在不列颠群岛，那些人占有的土地多达五分之四。土地贵族急需现金。他们开始出售祖先遗留的艺术品收藏。由此出现的一个副产品，是中国瓷器的供货量猛增。出现那种局面，其潜在催化剂是什么？刘易斯·内米尔是牛津大学的权威解剖学家。1931年，他对此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根据慎重调查，人们将会发现，比起英国前两部《改革法案》（旨在消减英国农村地区在议会中占有过高代表比例），美国小麦的到来，使英国议会下院的构成发生了更大的改变。”

事实的确如此。19世纪70年代，随着铁路抵达美国西部大草原，一车车更廉价的小麦汹涌进入世界谷物市场。英国遭遇的恶劣天气和农作物疫病，更使进口谷物大增，逐渐削弱了英国“议员命令”式的经济基础。戴维·坎南代因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1990年，他出版了《英国贵族的衰退与没落》一书，其中首创了“议员命令”一词。当时，英国的农田，由不超过750户的贵族家庭和邻近乡绅把持。他们领地的平均面积在6万至18万多亩之间。据坎南代因估计，1880年，英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当选议员属于农村寡头集团。到了20世纪20年代，仅有十分之一当选议员与土地有关。

农场收入和立法权减少，税收却有增无减。遗产税也直线上扬，从1894年的8%，飙升至1930年至1940年间的40%。1909年，英国提出对土地收入和资本利润收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对超过1万英镑的收入额外征税。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在剧作《不可儿戏》中，通过布拉克内尔夫人之口，把没落土地贵族阶层的那种凄楚，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活着，被要求交税。人死后，被榨取遗产税。两者之间，再无其他。土地不再带来利润，不再带来欢乐。土地给人地位，却阻止人永久拥有。有关土地的所有说法，都是那么回事。”

英国贵族烦恼不断。要想收支重新平衡，一个明显而充满诱惑的办法，是出售祖传艺术品收藏。土地在贬值，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在攀升。1882年，哈密尔顿公爵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以前所未有的高价卖出了2213件绘画、玻璃器、珐琅器和家具，将近40万英镑收入囊中。紧随其后的是马尔伯勒公爵。1884年至1886年，他出售了一批古典绘画杰作。其中许多离开了英国，因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宝流失的激烈辩论。销售活动吸引了艺术经销商蜂拥而至。亨利·杜维恩及其年仅十几岁、令人惊叹的侄子约瑟夫，成为1886年那些经营活动的开路先锋。

在所有潜在买家中，再没有人比美国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更受人密切关注。摩根经常去欧洲，起初作为学生，后来作为年轻金融家。摩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实力雄厚，绝大多数收益来自钢铁、银行和铁路经营。自1890年起，摩根致力于收藏艺术杰作和信札。杰拉德·赖特林格认为：“20世纪初，由于一个人的努力，使美国人支配了世界艺术市场。”杰拉德对近代艺术品价格进行过全面研究，他在论文中写道：“毋庸置疑，摩根组建了最伟大的个人收藏，包含了有史以来所有时代的藏品。”

摩根的眼神和口齿都专横无比。他手中的拐杖总像军刀一样舞动。摩根厌恶讨价还价，喜欢一举拿下整套珍稀手稿、古典大师绘画或素描，特别是中国瓷器。作为帝国贸易和亚洲战争获胜者的意外所得，英国公爵的领地里拥有着大量瓷器，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特殊艺术。东方陶瓷制作工艺高超，一目了然，触手可及，它们自身还常常附带标明出处和皇家关系的官窑款。可以推测，陶瓷对摩根之类的买家更具吸引力。而中国皇家陶瓷上所绘图案，又都是丰满、快乐的财神、寿星等神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伤害。

然而，收藏瓷器也确实存在消极面。在西方传统中，货真促成价高。中国的陶工则通常把模仿视为某种形式的尊重。长期以来，西方收藏家的主要忧虑，一直是害怕买到假货，尤其是现代技术已使造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正如《圣经》插图对儒教或佛教信徒几乎没有意义，反过来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中国艺术中，有许多微妙的文化、宗教暗示。经过翻译后已踪影全无。想象一下，以亚洲某位收藏希腊彩陶瓶的人为例，他对《荷马史诗》和奥林匹亚的众神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彩陶瓶上的形象暗示，对他又有多大的意义？

即便存在上述消极面，中国瓷器的所谓“五谛”，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在西方艺术市场上享有盛名。第一谛：欣赏中国瓷器的外观和功能，无须掌握特别知识；第二谛：年代本身，即增添了中国瓷器的威望。中国把黏土和金属矿石转化成迷人物体的历史，比所有其他文明都更为悠久（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最终搞明白制造瓷器的秘密）。早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中国的陶工已经烧制出一种特别的黏土，并在其成品上施釉，创造了今日专家所称的“原始瓷”。之后的秦朝和汉朝（前202—220），中国人不仅制造了坛坛罐罐，还大规模生产制造了真人大小的陶质兵马俑。很快，自唐代始贯穿宋代，各种专门瓷窑被指定为“御窑”。其特权之一是，在御窑生产的花瓶上可以描绘凶猛的四爪龙形象。而级别稍低的贵族只能使用三爪龙图案。

总而言之，以各种客观标准看，中国陶瓷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珍贵文化商品。10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横贯亚洲和中东的市场，随后是非洲和西欧。而且，中国的陶工还根据外国买家不同欣赏品位制造特别器皿。“瓷器”（china）一词，之所以象征一个国家，并代表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订制出口商品，原因正在于此。

在此可增加两谛。第三谛：除了陶瓷雕塑艺术，绝大多数瓷器属于可携带艺术品，在军事行动中，可轻而易举地攫取。在外交包裹中仔细包装，也很容易出口。这有助于解释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以及1900年紫禁城被占领后，中国瓷器如何像洪水般涌入西方国家的首都。第四谛不如其他几谛那么明显：18世纪末以来，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主要拍卖公司，均对拍卖价格予以记录。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持续监视所持中国瓷器的现金价格变化。事实上，为区别不同釉料，拍卖图录已演化出一种特别的行业术语（比如青瓷、开片或郎窑红）。很快，收藏家们关注起自己喜欢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最流行的是清代（1616—1911）的一种多彩瓷，尤其是康熙皇帝时期制造的精致器皿。康熙是清代最有意思的统治者，在位时间漫长，但是品味变幻无常。清代黑釉瓶曾因其精美纹饰备受珍视。然而，近几十年来，收藏家们已转而青睐更简洁、单纯、年代通常更久远的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那些由宋代官窑制造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