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

乔瓦尼·利昂纳于1908年11月3日出生在那不勒斯的波米利亚诺-达尔科。1973年4月接受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后，他继续担任总统职务至1978年，但在离任期期满还有6个月时，因涉及意大利向美国违法购买飞机的洛克希德丑闻[1]而辞职。对他的所有指控后来并没有得到证实。辞职后，他重返参议院，参加由不同政见者组成的联合小组。1967年，朱塞佩·萨拉盖特指定他为终身参议员。1998年，参议院为庆祝他的90寿辰，组织了一次集会。同一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一份公告。在这份公告中，马尔科·潘内拉和埃玛·博尼诺承认20年前攻击利昂纳是错误的。利昂纳于2001年11月9日在罗马去世。

我是怀着万丈怒火和百般痛苦到他那里去的，因为这个意大利正在人们的不负责任中，在缺乏严肃性中，在暴力中，在法西斯主义沉渣泛起中分崩离析，也许除了黑色，还要用其他各种颜色去掩饰自己。这是我第一次同他见面。过去，我从来没有同他握过手，也从来没有就近见过他。就是当他担任律师，出现在法庭上时，或者当他主持众议院会议时，我也从来没有就近见过他。我只知道他的自传、别人对他的评价和一位慈父的形象，他时刻准备着原谅你所做的一切。你理应对最高权威表示尊重、恭维和恐惧，倘若对他有失敬之处，恐怕会被投进监狱。我正是带着这种由敬畏而引起的疏远感看着他。就这样，我见到他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疑惑不解地自问为什么自己会喜欢上他。因为宽容而和蔼的微笑？因为温柔而调皮的目光？因为没有任何狂妄傲慢的架势？是的，也许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人。似乎他还在为居住在奎里纳莱宫而感到不知所措，宫中装饰品琳琅满目，有镜子、壁毯、灯具和拉毛粉饰，地上铺有精雕细刻的镶木地板。在万籁俱寂中，人们走在地板上，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一张19世纪的宽大写字台摆放在客厅的尽头，那是他的办公用桌。他坐在这张写字台的后面，华而不实的宽广空间让他显得更为矮小。他的神态仿佛在说：“我的女孩啊，你看见我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不幸吗？你可知道，对我来说，至高无上的荣誉又是什么问题？”然后，他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结交多年的老朋友那样，似乎是在为来到这个地方而请求原谅。“让咱们一起来喝一杯咖啡，一杯浓浓的咖啡，如何？”他任凭我用发泄万丈怒火和百般痛苦来折磨他。我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冷酷无情的事。我注视着他。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只是令人难以觉察地颤动了一下，仿佛是一根针刺进了他的心脏，但是，他照样平静而镇定地做了回答。他没有用从政经历和律师生涯中学到的虚伪和狡诈来加以回避，也从来没有以沉默来进行自我辩护。其实，如果他需要的话，他是有权保持沉默的。突然之间，我想到：“我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感觉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可以说，至少采访将会是一帆风顺的。”

他也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他的理智像海鸥那样自由自在，能神奇地避开教义和政权的陷阱。他是一个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但是这并没有束缚住他的手脚。他常常反复说些世俗的话和重复这样的承诺：该是恺撒的东西就归恺撒，该是教会的东西就归教会。他一直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变得盲目失听。他还经常重复说，与自己期待的相比，生活已经给了他更多的东西。这一理智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平衡能力和瞬间的、几近是魔幻般的直觉力。你指出一个问题，他就会像发现了鱼儿的海鸥那样，马上俯冲下去，叼在嘴里，再向上飞去，将它撕碎后，或者嚼烂到容易消化时，再送到你嘴里。他绝不自吹自擂，也绝不让你得知，他远比你知道得更早。就是从人性上来说，他也是一个温情脉脉和情趣高雅的人。他厌恶采摘下来的花朵并不是偶然的：“我喜欢在植物上生长着的花朵，特别是玫瑰花。”他敬慕女人并不是偶然的：“一个漂亮的女人是表明上帝存在的最有力论据。”他在那些不顺心的事情上能忍受住痛苦，并无视愤世嫉俗并不是偶然的。说到底，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物。你要知道，在19世纪，那不勒斯有着自己的浪漫主义和过度的敏感性。实际上，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那不勒斯人，也永远不会让你忘记他是一个那不勒斯人。谁听说过那不勒斯浓重的双辅音口音？谁听说过那里的西红柿酱拌面？谁听说过那里的梅尔杰利纳吉他？他利用各种借口，把话题引向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肯尼迪服了他，为他写下了“那不勒斯万岁！”后面用了一个惊叹号。如果说，凡此种种能让人想起意大利是一幅墙上的镶嵌画，那么与此同时，也显示出一种令人称道的诚实。我相信，他的满腔热情是由那里产生的，或者说是由一种秘而不宣的愉悦需要，或者说是讨人喜欢的需要所产生的。你会感觉到，在他的身上，就像在许多南方人的身上那样，有一股压抑的激情、孤独的伤感和脆弱。他讲述说自己从小就需要父亲的鼓励，以得到进取。“好啦，你会成功的！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他感到自己受着多种感情的纠葛，犹豫不决和畏惧情绪的困扰。尽管如此，最终，他还是功成名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40岁左右时，也就是当他阅读了《抵抗运动时期被判死刑者的信》之后，才发现了自我的价值。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a late-blossomed tree”——一棵晚开花的树。耐得住性子，这样更好。神童往往很快会才思枯竭，晚开花的树能有更加长久的青春。我们需要他永葆青春，因为他声称要很好地保卫我们的这个共和国。为了这个共和国，我们曾经付出过鲜血、艰辛和痛苦的代价，而现在却有人企图分裂瓦解它。

同乔瓦尼·利昂纳的访谈引起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在议会，“社会运动”的一名议员就一位总统是否有权以利昂纳与我交谈的方式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质疑。《意大利世纪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卑鄙地指控他曾在20年代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民族党。由两名原共和党议员领导的一家淫秽刊物为此用了冗长的篇幅，除了对我进行老一套的谩骂外，还以更加小心谨慎的方式和更加卑鄙可耻的手段将辱骂扩展延伸到了他的身上。所有的人纠集在一起，叫嚷着，他是多么的不得人心。难道他们没有为他的当选曾经投过30张选票吗？似乎，他们确实是在歇斯底里中发了疯，而对我来说，那样的歇斯底里让我感到大喜过望，因为新闻界从未给过我这样的满足感。还有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乔瓦尼·利昂纳以一个不为讹诈所动，或者说不为侮辱所动的人的冷静镇定，顶住了这股汹涌的仇恨浪潮。实际上，他声称没有后悔接受我的采访，也没有后悔与我谈了足足有四个小时。为了表明这点，两个月之后，他邀请我到波尔齐亚诺城堡，请我品尝一下他煮的香浓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