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

乔治·阿门多拉1917年11月21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1月接受奥里亚娜采访后，他继续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任职，但是也培养了自己对写作的爱好，出版过重要的作品。1980年6月5日，因病在罗马逝世。他去世后几小时，他的法籍妻子热尔梅娜·勒科克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他们是在他流亡巴黎时相识的。

我想从他那里知道的事情很多。任何一个非共产党人想从一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那里知道的，自1974年以来的一切事情我都想知道：要是就离婚法举行公民投票，意共会采取什么态度；当时议论纷纷而又未必可行的历史性妥协的实质是什么；意共与社会党人之间，与那些认为意共精神不振并称意共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外的极左小组之间是什么关系；最后，还有它与苏联的关系和自由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现出独立于莫斯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所说的不抛弃多元制？的确，30年来他们几乎一直玩弄着民主的把戏，当反对派也当得不错，但是，要是进入政府参与掌权，他们还会这样干吗？这样干是他们的策略呢还是出于真心？贝林格基本上缄默不语，他当时羞于见人，不接受采访，需要1976年那样的大选才能看到他露面，与新闻界接触。如果想得到我所寻求的东西，那么，必须求助于别的人，这个人就是乔治·阿门多拉。因为实际上他是唯一的一个不缄口、不害怕回答最棘手的问题的人。

他作为人，作为一个要人，我尤其想了解他。我认为他是意大利最使人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富有传奇色彩，难怪在一些很受欢迎的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他是极伟大的自由党人乔瓦尼·阿门多拉和非凡的女杰埃娃·科恩的儿子，他出生于和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家庭，因此，他是一名没有共产党先天特征的共产党人。20岁以前，他也是一位自由党人，在他转变为共产党人之前，人们猜测他至多会参加“正义和自由运动”。他是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学生，也是加莱亚佐·齐亚诺[1]的朋友。他与贾恩卡洛·巴叶塔、隆哥[2]或斯科奇马罗[3]这些人不能相提并论。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充满出人意料和离奇的事情。作为反法西斯战士，他战斗得不错，遭到过驱逐和流亡。他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参加了抵抗运动，不久便惹人注目地、令人痛心地成为抵抗运动领袖之一。此外，他还参加了拉塞腊大街的行动。为此，德国人制造了阿尔德阿蒂内惨案进行报复。[4]从1940年到1945年期间，意共的根基是如此稳固以至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这一点也应归功于他。但是，他的观点和行动始终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例如，他是唯一敢于违抗陶里亚蒂的人；他忠于斯大林，但也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已经名誉扫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而意共实行非斯大林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有人讥讽他，称他为“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偶然的。可是，看起来他是个旧式的共产党人。他给人的印象是强硬、严肃和冷淡，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外表：高大、魁梧的身材，常常面带怒容，像个农民的红润脸盘，军人式的短头发以及沉重、坚定的步伐。据说，他还爱发脾气。他讲话时喜欢用指关节敲桌子以加强语气，敲桌子时声音响得像枪声。

因此，当我采访他时，他的和蔼可亲使我十分惊讶。起初我当然以为这种和霭可亲是矫揉造作，就像一位旧式教授在劝告一个笨学生，要他多学并学好一样。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是由于他那指关节敲桌子的声音和强有力的训斥人的声音，他说话时往往把嗓门提高到会使人惊跳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他的表面举止，他实际上是和蔼可亲的。甚至在感情激动时，他依然显得颇有教养、彬彬有礼。我的提问没有一次使他发怒，他也从未以沉默或以外交辞令来回避我的任何提问。对于任何挑衅性的和蛮横的提问，他回答时总是耐心地进行说理，看来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他或使他变得僵化。“你们共产党人令人讨厌……”“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总是摆出那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是的，是的。”关于这个细节值得多写几笔，因为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有一种恶习，在同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或用嘲讽的口气，或表现出一种慷慨的迁就，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笨蛋。嘲讽时而变成蔑视，迁就又变成近乎目中无人的傲慢，因而常常令人感到生气，决意不跟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当然，这个缺点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在基层仍很严重。我的看法是，越是无知的共产党员，越自以为是，在对待政敌时气量越狭窄。诚然，今天在他们的领导人中这种现象已难以找到，但重要的是阿门多拉在那时就已经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至少在跟我接触时从没有犯他的同志们的典型错误，尽管谈话的时间很长，前后三次，将近六小时。这本来是有可能使他露出真相的。

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友谊，尽管这种友谊未经过精心培育。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在我采访他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刚刚38岁的女儿正病得厉害，数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我知道他对此悲痛万分，便写信安慰他。他给我写了一封极好的、令人忧伤的回信。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时，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他做足够的事，这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由于工作而未能好好照顾自己女儿的内疚使他心绪不宁，当他知道我也处在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的悲剧之中时，便告诫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信中写道：“对为了去布鲁塞尔而少陪她一小时的悔恨会使你受不了。”这句话像个噩梦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阿门多拉它对我多么有用！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亲切的事。我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了。我给他寄了一本。他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流泪了。因为他在主人公——一个等待孩子出生而又失去孩子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甚至在胚胎中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在信中写道，也许更多的人认为那本书是一首对怀疑、堕胎或爱的颂歌，而他认为是一本叙述死亡和痛苦的书。他感到有必要安慰我，因为他深信我已尝到和明白了什么叫痛苦。这次是我读他的信时流泪了。在这位粗暴的、肤色红润、冷若冰霜的男子汉身上却有着近似女性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