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

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于1939年7月2日出生于格利法达。就读于雅典国家工学院。从年轻时起，就从事政治活动。1967年4月21日政变后，他反对帕帕多普洛斯军政府，创建了希腊抵抗运动组织。1968年8月13日暗杀帕帕多普洛斯的企图失败后，他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他被转移到了博亚蒂监狱，长期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折磨。1973年的特赦使他重获自由。翌年，军政府下台，在首次的民主选举中，帕纳古里斯以中间联盟党选入国会。为了驱除那些曾与军政府合作却仍保持权力的政治家们，他进行了斗争。但是他是孤立的，而且为此受到死亡的威胁。1976年5月1日，他成为一场神秘的车祸的受害者。他是自由的象征，在雅典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一天，他的脸就像是被钉了十次十字架的耶稣的脸一样：他看起来比他34岁的年龄要老些。苍白的双颊上深深地刻着几道皱纹，乌黑的头发间露出了几绺银丝，他的眼睛像两潭忧郁的水。也许是愤怒的水？即使他笑了，你也不会认为他在笑。况且他的笑也是勉强的，就像打出一发子弹那样，一瞬即逝，他马上又紧闭双唇露出痛苦的怪相。在那张脸上你找不到健康与青春的痕迹。当他第一次被绑在受刑台上并听人说“现在你会受尽痛苦以至后悔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同时失去了健康和青春。但是你马上就会明白，他没有后悔来到人间，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后悔。你马上就会明白他是那种把死亡看做另一种生存的人，因为这种人没有白白浪费生命。最残酷的刑罚，判处死刑，三天三夜等待被枪毙，最不人道的监狱生活，五年被囚禁在1.5米宽3米长的水泥牢房里，都没有使他屈服。两天前，由于帕帕多普洛斯对300名政治犯实行特赦，他出了博亚蒂监狱。他没有说一句可以使帕帕多普洛斯放心的话。相反，他轻蔑地声称：“我没有请求赦免，是他们强加于我的。我准备好马上再被关进监狱。”事实上，关心他的人们比过去更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在狱外对上校们来说太不方便了，漏网在外的老虎总会带来麻烦。对付这种老虎的办法或开枪，或设下陷阱使它重归笼中。他能在外面待多久？这是我在1973年8月23日见到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时想的第一件事。

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朋友们和警方都称他为阿莱科斯。他1939年生于雅典，是军队校官巴西利奥·帕纳古里斯和雅典娜的儿子。前者曾在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进行的战争和1950年前的国内战争中屡建战功。阿莱科斯是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和非凡的三兄弟中的老二。他是上校们始终未能破坏的希腊抵抗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于1967年8月13日进行的暗杀活动差一点使帕帕多普洛斯丧命，并使军政府垮台。为此他遭到了逮捕和酷刑，并被判处死刑。这个刑罚是他自己在使法官们都屏息静听的两小时的辩护词中提出的。“你们是暴君的代表。我知道你们会把我送往行刑队。但是我也知道每一个真正的战士的美妙歌声是他在行刑队面前的最后呻吟。”那是一次难忘的审判，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告成了原告这种事。走进大厅时，他那被戴上手铐的双手反绑在背后。警察解下了他的手铐，可是死命地抓住他的肩膀、手臂和腰部，但是他照样跳起来，伸出食指，愤怒地喊着。为了不使他成为英雄，他们才没有枪毙他。当然他还是个英雄。因为有时候，死要比像他那样活着容易。他们把他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总对他说：“行刑队在等着你。”他们冲进他的囚房，狠狠地鞭打他。整整11个月，尽管他的手腕已变得血肉模糊，但仍然被扣着手铐。后来他们不时地禁止他抽烟和阅读书籍，不给他纸笔书写诗句。但他还是写了，用自己的鲜血当墨水，把诗写在纱布的包装纸上。

一根火柴当笔，

滴在地上的鲜血当墨水，

一块被遗忘的纱布包装纸当纸张。

但是我写什么呢？

也许我只有时间写下我的地址。

奇怪，墨水凝固了。

我从监狱里给你们写信，

在希腊。

他竟能把这些用鲜血写成的动人诗句带出监狱。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获得了维亚雷焦奖，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人们对这本书写了评论性的文章，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它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其说他是位诗人，还不如说他是个象征。他是勇敢、尊严和热爱自由的象征。现在当我站在他面前时，这一切都使我局促不安。应该怎样向一个刚从坟墓里出来的人问候？应该怎样向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说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咬着指甲，不知如何是好。我现在仍记得当时的情景，因为那个8月23日星期四发生的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到达雅典后，我担心找不到他，尽管我已通知他我的到来。我坐着出租汽车到格利法达区的阿里斯托法诺斯大街寻找他的住所。司机终于看到了小别墅，他欢叫起来，一面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炎热的下午，汗水使我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花园里、凉台上和别墅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还有记者、喧嚣声和拥挤不堪的场面。他挂着他那张像基督的脸坐在一片混乱中间。

看来他很疲劳，简直是筋疲力竭了。但是他一看见我就像只猫那样跳了起来，跑过来拥抱我，似乎他早就认识我。即使他不是早就认识我，至少我们也是相识的。在监狱当局同意他看点报纸的日子里，我的文章就成了他的伴侣。他的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及他的表现便我产生了勇气。因此，那种要去对付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的担忧便消失了。我也拥抱了他，说了声“你好”。他也回答说“你好”。彼此再也没有其他表示欢迎或祝贺的话了。我简单地补充说：“我只有24小时的时间可耽搁在雅典进行采访，然后得去波恩。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静地进行工作？”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带我穿过人群，进到一间屋子，那里有许多希腊文版的我的著作。此外，还有一束为我准备的粉红色的玫瑰花。这束花已被送到过机场，后来又被带了回来，因为负责去接我的他的朋友没有找到我。我很感动，直率地向他道了谢。看来，他理解了我的直率，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的忧郁从眼睛里消失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使我迷惑不解的光芒。这一有趣的闪光使你感受到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无限的温柔和熊熊的怒火，一个得不到平静的灵魂。我能理解这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