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

碾过血肉滕县，矶谷廉介第10师团濑谷支队顺着津浦线南下，于1938年3月18日深夜攻陷临城，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南下，主力则沿津浦线台枣铁路支线攻占位于滕县和临沂之间且更靠南的枣庄，随即又陷落了鲁南重镇峄县（台儿庄所在县）。

此时最紧张的未必是徐州的李宗仁，而有可能是武汉的刘斐。

面对日军在鲁南的攻势，已升任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刘斐，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拿出自己的判断和计划，然后经军令部长徐永昌签字呈献蒋介石。

刘斐深得蒋介石信赖，其作战计划在蒋那里往往“一稿过”。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刘斐的作用实际上要大过何应钦、白崇禧。当然，这不是降低何、白乃至于陈诚等人的作用，而只是说刘斐这个中枢位置太重要了。

矶谷、板垣两师团在山东的南下和荻洲师团在安徽的北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例行的战役扫尾，还是想发动一个新的大会战？无论东京怎么想的，地图上的实际情况是：南北两个箭头，都在向徐州方向撞去。

在鲁南战场，面对两股日军的夹击，中国军队是主动跳到外线，还是继续在内线作战？刘斐倾向于后者。前面说过，内线作战有利有弊，弊端是容易被敌人合围，好处是部队可以在内部穿插调动，对外围敌人各个击破。进行内线作战有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掌握强大的预备队，以便随时机动使用。

蒋介石同意刘斐的观点，叫他立即到第5战区走一遭，根据这个思路协助李宗仁拟定作战计划。

从3月中旬起，中国军队调动频繁，源源不断地向第5战区转进。刘斐赶到徐州时，滕县已经失守，汤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刚刚开过来。

经上一年的南口大战，汤恩伯确实声名日隆，当时最著名的《大公报》发回多篇战地报道，一时间使汤成为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中名气最大的将领，此时已升任为第20军团长，统辖关麟征第52军和王仲廉（黄埔军校1期，安徽萧县人）第85军，分别辖郑洞国第2师、张耀明（黄埔军校1期，陕西临潼人）第25师、陈大庆（黄埔军校1期，江西崇义人）第4师、张雪中（黄埔军校1期，江西乐平人）第89师，以及临时拨调的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110师和一个独立的德式重炮营。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汤恩伯的起家部队是第13军，这个军所辖的两个师，一个是第4师，一个是第89师。但在汤升任第20军团长后，军委会给了他一个“第85军”的番号，汤恩伯没把这个番号给新部队，而是给了第13军的部队。而第13军这个番号呢，后来给了张轸的部队，而老汤自己还兼任着第13军军长，所谓“新部队老番号，老部队新番号”，这被认为是老汤扩充自己军力的一个隐秘做法。当时，汤军团士兵（不包括张轸的部队）的左臂章上，都写有一个“伯”字，用以区别其他部队。

在河南休整了几个月，此时整个部队战力更加强劲。在王耀武第74军还没冒出来之前，在第18军和第5军没有更多战绩的时候，在胡宗南第1军名大于实的情况下，汤恩伯的部队实际上是中央军的首席。至少抗战前两年日本人是这样认为的。汤恩伯本来就心高气傲，性格里又有执拗的东西，用后来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话说，汤恩伯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不放在眼里，地方军和杂牌军的将领见了汤恩伯都噤若寒蝉，怕得要死。

早在1936年，汤恩伯就主动向蒋介石请命把部队开往绥远前线，去协助傅作义，当时他的表态让蒋介石很动容，原话是：“凡是人家所不敢打的难仗，都交给我打；凡是人家所不敢去的危险地方，都让我去。”面对这样的表态，很难说蒋介石不对汤恩伯青眼相加。于是汤的部队成为当时唯一一支到塞北布防的中央军。在当年秋冬之季傅作义打百灵庙之役时，汤恩伯率军策应出击。

“七七事变”后的第一次中日大战南口之役，汤恩伯的部队率先与敌接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发给部下王仲廉的电报中，老汤说：“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又说，“我们是中央军，假如士兵和下级官兵有畏缩不前的，由各直属长官把他们就地枪决。如有营、团以上的长官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

开往鲁南战场前，老汤在许昌驻地宴请部队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们，希望团员们多对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和报道。谈到南口之役时，汤恩伯说：“南口作战中，有两件事叫我最伤脑筋，一是无论我的指挥部在哪儿，都有汉奸放信号给日军炮兵和轰战机；二是部下任意枪杀日军战俘，始终没能给我交上一个活的！”

宴席间，服务团的一名教员或是奉承或是无意地说：“都讲湖南出军事长才，我看浙江也是名将辈出啊。”

教员提了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名字。

汤恩伯喝到痛快处，见有人提到胡宗南，便说自己经过南口之役后，在全国的声望和在蒋介石的眼里，已经跟胡宗南不相上下啦。

关于这两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个辈分老点的刘峙，对比起抗战时的作为，是有点意思的。

刘峙“运气”不好，在1937年的河北战场上一败涂地。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河北是大平原，在这样的地形下，说句公道话，就算是换了薛岳，换了王耀武，换了孙立人，当时也挡不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强力推进，所以刘峙当是“有苦难言”的。除了地形外，刘峙当时还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抱怨地方军队战力太差，请求再调两支中央军到河北作战。但当时中央军都在上海打，根本不可能抽出部队支援河北。

至于汤恩伯和胡宗南，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胡宗南只参加过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兰封之役、信阳之役，再打就是后期的灵宝之役、豫西之役了，一共跟日军打了5仗，直接指挥的只有前3仗，其余的时间一直在陕西警戒。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从战略上讲那里可以确保四川的安全。不提战绩，只说指挥风格，汤恩伯是压胡宗南一筹的。按冈村宁次的说法，他与汤恩伯交战多次，对汤在一翼被击时敢于直插日军腰腹的战法颇为心悸，这指的是汤恩伯最擅长的侧击运动战。

大宴完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汤恩伯一声令下，率大军即行开拔：由许昌乘火车到漯河，然后走公路，步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休息了3天，突接李宗仁命令，说矶谷师团正从津浦线南下，叫汤恩伯立即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