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东京又改主意了

武汉会战中，日本动用了35万人参战（9个师团、1个混成旅加其他配属部队和补充兵）；中国方面则有将近100万人（129个师、1个独立旅及其他配属部队）参战，中国军队战死将近85000人。日军战死人数，按他们的说法在7000人左右（伤将近25000人），实际死亡人数当超过10000人甚至更多。因为只富金山和万家岭两役日军就至少战死6000人。

武汉会战，从规模上来说，参战兵力、作战时间、战线距离都远远超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成为中日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格斗。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的第11军一共消耗弹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该军总共使用弹药只有13300吨，是武汉会战使用弹药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1938年的武汉会战之激烈。

虽然日军在战场上胜利了，但却无法把这种军事胜利转为政治的胜利，他们像个莽汉一样，每次跳上去用手捂，打开双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39400吨以上的弹药没有使中国的抗战意志受到挫折，当东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不得不正式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中日战场上的相持阶段就这样到来了。

这是真正的转折，所以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上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战。

对武汉会战，薛岳的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战斗结束后有个论断：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不在武汉“内围”作困兽斗，而是在“外围”豫南、鄂东、赣北的“广阔天地”与日军大战，是统帅部非常正确的决策。

举一个例子。1937年深秋，日军占领上海后打南京，首尾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从真正下达南京攻略的命令时算起，还不到一个月。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何况当时日军早已越过上海）要超过九江到武汉的距离。日军自1938年7月底占领九江到10月底占领武汉，其间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然，从上海到南京，对日军来说完全是追击战，中国军队也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疲惫之师。但即使扣除了这一因素，仍可以判定：跟上海、南京战相比，打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在经验上确实提高了。综观武汉会战，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从田家镇到金官桥，从马当要塞到庐山东西牯岭，激战千里绵延，在总体作战判断和指导上并无失误之处。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用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轻易打赢的战争。

赵子立从参谋的视角对武汉会战进行了点评，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认为：日军在作战上，北、中、南三路不协调，无论是后方的畑俊六，还是前方的冈村宁次都没更好地控制进攻节奏。用他的话说，中路的波田支队和第6师团快了，北路和南路慢了。中路在10月24日就迫近了武汉外郊，此时北路第13师团、第16师团刚抵达应山，南路日军最快的第9师团和第27师团还在阳新县三溪口、辛店浦以北地区转悠。北路没能遮断汉水的交通，南路没能遮断粤汉路，使中国军队可以安全撤退。

在赵子立看来，假如日军北路到达湖北花园、安陆以及南路到达咸宁、嘉鱼的时间能够先于或同于中路波田支队、第6师团攻入武汉的时间，那么对中国军队的转移来说将非常致命。在兵力配备上，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畑俊六实际上也出了问题。中路兵力的使用没问题，无论波田支队还是稻叶的第6师团，都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即使第6师团一度受阻田家镇，且在广济曾徘徊，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问题出现在北路和南路的兵力运用上。畑俊六显然更看重南路的进攻。但在使用兵力上，南路日军的战斗力却要低于北路。

南路虽然有第9师团这样的角色，但第27师团是从中国驻屯旅团改建而来的，是个3联队建制的师团，也就是说人手上要少很多。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的情况前面都说过了，完全属于拖后腿的主儿。作为攻略武汉的最高司令官，如果畑俊六对日军各部队的战力有个正确估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把第16师团或第3师团跟第101师团或第106师团对换，也许战果就会不太一样。

南北用兵的颠倒直接影响了推进速度，进而影响了战役的战略收获。当然，对中国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至于北路日军，赵子立认为也有问题，即穿越大别山是错误的。这一点跟冈村宁次的判断一样。穿越大别山，在直线距离上来说确实近，但却非常难走。如果绕一下道，经广水（湖北东北）转进，虽然看上去远，但行动速度未必慢。现实是：当更北面的第3、第10师团到达安陆时，由商城向麻城进攻的第13、第16师团仍在上气不接下气地翻越大别山，离他们的既定目标宋埠、河口镇还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才叫第6师团分兵一部帮助他们占领那两个地方。

当然，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日本人也不是神仙，他们在战术上犯点错也没什么奇怪的。

武汉陷落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攻占武汉的性质跟攻占南京一样。但东京的军政达人们这一次稍有矜持，在武汉陷落前动员和设计游行时，想好的主题词是叫全体国民“感谢前线的皇军将士”，同时在精神上做好“继续勇往迈进”的准备。也就是说，到了武汉会战后期，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陷落的作用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很快不妙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

武汉陷落后，仍没出现他们预想的场面：中国人打不下去了，前来求和，接受日本的条件。

这样的场面没出现。

东京有深深的挫败感。

虽然居住在狭小国土上的他们喜欢辽阔的土地。当初打武汉，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座城市。

正如前面所说，武汉攻略的初衷是为了尽快迫降中国。在武汉陷落且打下广州后，把海外交通线一封锁，迫降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说，日本人是下了赌注的。日本集中军力，就是想年内把一切搞定。

结果仍是事与愿违。

会战结束后，那位亲王指挥的第2军被撤销，司令部全体回国，所属部队转归冈村宁次第11军。

东京的反思从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堀场一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4期，爱知县人），站在办公室一角朝楼下看的那一刻开始。他捏起窗帘，看到这样的情形：“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

堀场后来著有《“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在书里，这位少佐以洞察世事的高人语调总结道：“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看来只不过是留下了哀调。”在那批参谋中，堀场是个类似于河边虎四郎的角色，一直显得忧心忡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在南方军做高级参谋，跟和知鹰二、冈本清福、绫部橘树等人做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