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

自30年代起，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付诸实践。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运输、移民区管理、劳动生活安置以及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等多项内容，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包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分“可疑分子”和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等）。人口数量约250万人，其中流放富农220万人，其他30万左右。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富农”人口资源的枯竭，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第二，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许多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殊移民监管制度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持续缩减，截至1953年仅剩两万多人。随着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数量的下降，以民族特征为标志的特殊移民人数渐居主导地位。特殊移民人口总计约350万。

30年代的特殊移民政策——流放富农和迁移部分少数民族

1934年以前被当局以“富农”名义流放的农民，称作特殊移民，1934～1944年间——改称劳动移民^{[18]，1944年3月以后——又继续称作特殊移民。}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19]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表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20]}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的讲话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年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21]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将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来对待，即先消灭富农，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遭到当局迁移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驻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方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着重大影响力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在各地方政府对富农实施迁移的活动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些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即中农、贫农，甚至还有一些伙同富农，公开从事反集体农庄活动的雇农。

第一类富农家庭的家长均遭到当局的逮捕，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特别机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不必发往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第二类富农，以及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或劳动移民区（此类移民区又称作“富农流放”区或“劳动流放”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务工作者下乡。

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1933年5月20日М.Д.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Я.С.阿格拉诺夫和Г.Е.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5月20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9868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85人，有条件获释2422人，送入集中营64人，发往特殊移民区7297人。”^[22]

1934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97.9%。^{[23]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1931年7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