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损害了工农联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对农民没有吸引力，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2%，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5%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2.1%。[129]截至1929年11月，全国只有6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3.3%。[130]
1930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规定苏联必须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16日，А.А.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1）将极其反动分子约2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131]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没收财产，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量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132]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133]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134]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135]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136]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137]
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