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战后面临的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对苏联政府来讲，其重负丝毫不亚于应付战争。究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适应战后苏联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特点在1947年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58]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
通过提高税收、增收战争税、发行国债等途径，苏联政府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结束后，战时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战后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也相应调整，由于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国家预算支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苏联1940年的预算支出为1743亿卢布，1945年为2986亿卢布，1946年增加到3075亿卢布，之后几年又不断增加，1950年是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家预算支出达到了5395亿卢布。[59]如此看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国家预算收入就成为政府在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此外，战争期间，苏联在城市地区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农业地区部分人口享受配给待遇），但在商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完全保证各类粮食产品的供应。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市场对于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十分突出，市场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跃起来。1944年国家开始了议价商品贸易，苏联国内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战争时期政府根本无法有力地调控国内贸易的发展，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加强对于国内贸易的计划控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个人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因为战时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飞涨集聚了不少货币，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使农民对于集体农庄的依赖以及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大大降低。从这一点来看，其结果既是对集体农庄制度稳定性的极大威胁，也是对苏联战前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关于货币改革的建议便纷至沓来。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来自下层群众。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时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积攒一定的财富，但这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人们建议通过改革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例如在1946年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幼儿园经理和厨师在战争期间通过克扣儿童口粮获取了上万卢布。[60]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时期国内出现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们把钱藏在家里而不是放入银行，使得这些钱无法为国家所用。[61]
苏联上层对于进行战后货币改革的筹划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兹韦列夫在1938～1960年间长期负责苏联的财政工作，货币改革就是在其任内进行的。[62]根据兹韦列夫的回忆，1943年底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战争中财政问题，也提及了战后进行财政改革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向兹韦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原则：“要使苏联的财政基础比战前更加巩固；总支出必然增长和国家预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财政机构有能力在几年中适应变化的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状况要求苏联国民进一步作出牺牲，但要使他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牺牲。”[63]回忆录中还记述说，兹韦列夫在1944年曾就货币改革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并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措施，但出于保密原因，这次报告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会后兹韦列夫专门调集三名专家进行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64]货币改革时兹韦列夫就任财政部长，参与了从筹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本应是最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学者怀疑回忆录为了夸大作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将货币改革筹备的时间提前了。[65]
从档案文献来看，关于货币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1月8日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战争时期的预算和货币流通及必要措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兹韦列夫指出，如果说战争时期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居民的收入所掩盖”，那么在战后国家预算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预算支出“几乎没有缩减”。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财政问题，兹韦列夫建议依靠贸易流通税来作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报告建议发展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积聚战后恢复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建议委托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3个月内制定相关实施建议，并确定新币的样式准备投入生产。斯大林看过报告后，批示：“转送贝利亚、沃兹涅辛斯基和马林科夫同志阅，希望在五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兹韦列夫同志关于扩大市场贸易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建议。”[66]
兹韦列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依靠流通税作为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主张，沿袭了苏联传统的财政政策方针，战前的1940年贸易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58.77%，战争时期由于大量临时性收入的增加，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降至40.76%，而1946年又恢复到58.67%。鉴于1946年的预算收入从1940年的1802亿卢布增加到了3254亿卢布，对于刚刚遭受战火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负担之巨可想而知。苏联领导者在制定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方针时，考虑的是在国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国内的二次分配增加国家预算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一方针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了解了战争前后国家预算历年状况，了解了苏联财政政策的实质后，也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兹韦列夫在报告中为什么建议发展纺织工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认可。
既然将贸易流通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需要改善商品流通环境，扩大商品流通量，从而增加贸易额。票证配给制度越来越无法完成这一财政方针，这也使得取消票证配给制成为战后经济改革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在后面还会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