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
按照宣布的议程开会11天，主要是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党中央的总结报告是在赫鲁晓夫主持下的一个班子集体起草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动员了党中央、科研院所和许多其他机构的大批力量。[3]报告总结了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和阐释了未来几年党的工作的方针和路线，是赫鲁晓夫思想的集中和概括，系公开会议的主题内容。布尔加宁的报告是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做的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包括“苏联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状况”和党的工作三大部分。
报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想阻挡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无能为力的。按照不同的规律、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没有危机，也没有震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加深，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帝国主义拼凑侵略集团和煽动“冷战”，苏联和各国人民在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报告对“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做了这样的评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战后时期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4]这些分析和概括仍然体现了苏联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战后斯大林的基本思想理念，没有多少新意。而在“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题目下则阐释了以下三个问题。
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报告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策略考虑，权宜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5]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侵略和发动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报告说：“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在问：另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难道经历过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的人类还要经历第三次大战吗？”赫鲁晓夫解释说，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基于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组织得不好，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亦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依然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报告认为：“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战争的保证就越大。”[6]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报告首先引用了列宁“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走法并不一样”的语录，又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苏维埃和人民民主的不同政权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特殊形式，说明迄今的社会主义就有不同特点，然后提出：“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及与此有关的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7]因此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报告说了下面一段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话：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8]
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些阐释并非都是新观点、新理论。报告也指出，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已得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斯大林1952年12月21日在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问时也说过：“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9]1951年英国共产党在斯大林指导下制定的新纲领《大不列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主张在英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而且，铁托及其同志们在此前也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和平道路。
需要研究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把这三个问题集中在一起加以论证和阐释？这同苏共新领导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遗产密切相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共新领导面临着“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所谓“巨大危险”就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但是，站在苏联和这个阵营对面的则是更为强大的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冷战中，由于斯大林的强硬对策，在封锁西柏林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几乎酿成一场世界大战。而斯大林对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又做了这样一个概括：世界大战总是以革命而告终。他甚至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热核武器都有了新的发展，美国已把联邦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并在苏联周围建立了一些军事基地，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而且新的世界大战将对人类的威胁更加严重。面对这样的背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革命与和平这三大问题，就成为赫鲁晓夫等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等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就反复思考“战争能不能避免？”最后得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断，只是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全世界反对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有了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