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

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方面不断加强正面思想灌输和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千方百计防止持不同政见者的产生，另一方面组建专门负责知识分子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增补俄罗斯刑法第190条，利用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和逮捕判刑等方法，甚至不惜采用特种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措施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社会积极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悄然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

（一）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加强控制的进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发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导致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高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还多些……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129]

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强化思想工作的精神，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连怎样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都有人写书论证。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满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始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报告说：“尽管苏联国内还不存在对现制度不满和建立有组织的反政府地下组织的现象，但一些‘反苏分子’和社会大众及创作知识分子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反叛者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现了有利于反叛者发展的环境，很难把他们完全隔绝或利用沉默的人墙包围起来。”^{[130]报告还进一步强调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动者，他们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131]报告提出应该继续加强揭露并取缔对青年企图施加影响的各种组织，加大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行为发生的力度。}

与此同时，政府还利用自己领导的各种文化团体和协会以及出版检查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的职能。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正因为这样，索尔仁尼琴才在《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强烈要求“在作协章程的22款中应该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的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132]

从上述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相当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希望通过正面宣传和控制来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土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思想宣传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实际执行的决定不超过十分之一。”^[133]

（二）“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开展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尽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总是把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看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