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刚掌握政权不久,以列宁为代表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这个党还拥有无可置疑的思想文化的活力。这首先是因为,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以真正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符合并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善于运用生动的辩证法,能随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因此,列宁及其后继者布哈林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能极为敏锐地认识世界并有效地改造世界,是很富有战斗力的。

列宁理论的活力,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给党制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给人民以“土地、自由和面包”。在这一正确的理论和纲领基础上,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一举夺取政权。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3万人,经过半年多一点,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23万~24万人。1917年4~5月间,在其他政党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政权,简直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个党以其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动员并吸引他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列宁理论的这种活力,在取得政权后的一个时期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国内战争中不得已而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本来是犯了许多错误,严重侵害了人民利益的。但列宁没有贻误时机,适时发现并较快作了纠正。内战刚一结束,列宁就不失时机地迅速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1]布哈林这时还提出,在苏维埃国家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是逐渐趋向缓和的。[2]这些思想理论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这个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重视克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左”的思潮和倾向。列宁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3]他对资本主义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包括其经济管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主张加以吸取和应用。列宁主张团结、争取、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同他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相联系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要取得过去的文化,就必须使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现代教育,也不可能造就自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除了“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外,没有别的材料可供立即用来建设社会主义。[4]

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会给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给无产阶级服务。[5]关键在于,要对他们采取耐心谨慎的、讲究分寸的态度,主要以说服教育的方法,“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6]在这里,列宁显然把知识分子同剥削者,同资产阶级相区分,将他们看作“文化工作者”;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重新教育”时,也是同对“无产者自己”的“改造”、“教育”同样看待的。但列宁的思想也有不太连贯甚至有时是前后矛盾之处。[7]当他看到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不太合作甚至进行对抗时,又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不过,总体上列宁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包括在激烈阶级对抗时期对沙俄时代军事专家的使用。他也在生活待遇上关心知识分子,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妥善安置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然而,俄国社会上存在着较强的反智主义,即轻薄知识分子的情绪,这是从民粹主义和其他极左思潮中表现出来的,也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与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者思想狭隘,容易把他们所受地主、资本家的沉重压迫也归罪、迁怒于为剥削者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情况有关。这种情绪也严重影响到无产阶级,波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人所共知;“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也鼓吹排挤、打击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积极支持者。这样,党内外的极左思潮就干扰了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

但列宁对社会上和党内的极左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总的来说,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得到了执行和贯彻。

除上面谈到的以外,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时期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上也较符合客观实际,比较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较能满足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旧社会不可能享有文化。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状况。因此,布哈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通过自己的斗争,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但这是指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艺术、科学领域,却不能说无产阶级已成熟到了可以掌握领导权的地步。[8]

所以,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化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接着是在20年代中后期反对“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思潮。因为这些派别不遗余力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抛弃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迫不及待地要求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列宁在批判左倾文化派别时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9]又说,如果不提高和改善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