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在苏联文化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可以说是对以前时期，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种逆反效应的结果，或者说是物极必反的结果。
斯大林时期形成并确立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未能被有效突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部分恢复并被基本接受了下来。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基本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是一种封闭、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教条主义色彩极端浓重。这种情况，在当时苏联除了极端顽固的保守分子以外，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感受和认识到的。1985年4月契尔年科逝世后的这种情况，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比较相仿，因此，要求改革成了全党上下和全社会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正是这个缘故，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几近一致的热烈响应和欢迎。
这种对于苏联社会严重停滞的深切认识，这种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热切期望，早在1977年进行新宪法讨论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在讨论新宪法期间，对“发达社会主义”新宪法的批评意见，像雪崩一样爆发了出来，总计向报刊和宪法委员会送达了将近40万条意见。[61]劳动人民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了大量尖锐的批评意见，从这里已经确定无疑地透露出了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当时的国家领导和宪法委员会，对人民的意见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时间这样又贻误了8年；到1985年契尔年科逝世时，社会各界对苏共领导僵化教条、停滞保守、无所作为等，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愤会有多深，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和斯大林逝世后的社会情绪有可类似之处。所以，正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社会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62]
正是针对苏联过去封闭、僵化、教条主义和社会生活不民主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在提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开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应该说是对过去封闭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革新。因此可以说，它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
正像改革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一样，“公开性”作为打破改革壁障，为改革开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维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对苏联改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当年对“解冻”过猛可能面临“洪水滔天”或遭灭顶之灾有足够认识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他对“公开性”把握失度，开闸过猛，造成媒体失控，结果，“洪水淹了龙王庙”。
固然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公开性”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公开性”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主张广泛发展公开性，但这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初期，由于仍按以前的传统做法，掩盖了爆炸的规模和严重后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尘埃污染国家的严重抗议，因而促使苏联媒体开放报道幅度，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采取“公开性”的最先步骤，是于1985年夏天撤换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这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党的整个庞大意识形态机器还在按原先的制度运转。为打破事事封闭、保密的戒律，总书记把答美法记者问的谈话，马上公诸于《真理报》的报端；这种新的作风、新的做派，也有力影响了其他领导人。接着，开始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揭露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对社会上下也是一大冲击波。
在揭露问题方面充当“公开性”带头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等报刊。不久，就打破了报道和批评的“禁区”，对过去不经特殊批准就不能发表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公诸于众。在“公开性”这一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中，各地河湖沼泽严重污染的生态问题，也开始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有些问题还不时将矛头指向各级政府。
围绕发表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公映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所引发的事件，大大推动了被查禁作品的开放。由于这部小说和电影作品的发表受到部门和地方当局的阻挠，问题闹到了中央，由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亲自批准予以发表，这样，就一下子解禁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和镇压死难者过去被禁的作品，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查禁的和30～40年代镇压时期封存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吸引了广大读者，大型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十月》和《各民族友谊》等，争相刊载这些作品。一时间，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激增3～4倍。这些禁品的发表，成了当时苏联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由于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影片《忏悔》等作品是反映斯大林时期镇压事件的，这些作品的发表，又大大推动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
此后，随着干部的调整，任命了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党报《真理报》的新主编，也调整了一些大众媒体的领导，这又大大地推动了“公开性”的发展。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对它设定的界限，渐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63]所以，虽然领导人不断接见各大媒体负责人，试图对报刊登载的内容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到1987年底和1988年初已经难以控制。再加上1988年废除了实行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这样，对大众媒体便完全失去了控制。
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像苏联这样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公开性，是难以推进改革的。所以，苏联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公开性问题，并说明公开性与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是没有错的；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的初始，也对动员群众参与改革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苏联社会数十年堆积的“堰塞湖”太多、太大，而用公开性开掘的“导渠”，决口又过大、过速、过猛，以致造成堤坝溃决，洪水泛滥，冲决了一切可控的社会机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瓦解。当然，这是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造成的，致使一切失控，最终走到抛弃社会主义的斜路上去，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