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转向及其目标
在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之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强调的重心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主张，戈尔巴乔夫看法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社会情绪的变化，掌握主动权。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新党纲，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被苏共所接受。
（一）形势的变化迫使戈尔巴乔夫改变看法
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选举5名，每个自治区选举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很乐观，认为苏共党员占87%的比例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认为，“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43]但是，雷日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44]利加乔夫、索洛维约夫、卢基扬诺夫等也都忧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45]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个立法机关，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46]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甚至还有人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说他受周围溜须拍马者和夫人的影响。
1989年6月，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与以前不同的是，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成员为542人。一年召开两次例会。党原来事实上掌握的立法权和政府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新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了国家的最高元首。新设置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委员会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