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二九章 大雪中的辩论（下）
华夷之辨、尊夏攘夷思想始于《春秋》，两千年来未受到质疑，到了大明初年，因为在看待元朝历史地位问题上存在分歧，华夷之辨开始激烈起来，此前虽有北朝、辽、金等胡人政权，但都没有统一过中国，元朝是第一个统治中国近百年的所谓夷狄王朝，元朝的统治是华夏民族的耻辱，但百年统治的事实又无法抹去，大明不可能越过百年直接继承南宋——
所以朱元璋的《即位诏》承认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历时朝代“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已终，海内土疆，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以此来表明大明取代元朝是符合天意的，并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时把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并祀，但方孝孺、解缙诸臣却是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华夷之辨一直延续到嘉靖年间，礼部终于罢了元世祖的祭祀，更有甚者，提出要把历代二十三史中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这七部史书剔出中华正统史书，只作为夷狄传记附在《晋书》和《宋史》后面，似乎这样就能保持中华传承的正统——
时至万历末年，世界格局已经大变，地理大发现、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纵横七海、英国的舰队崛起争雄，西洋文明已经一举超越了中华文明，而明朝的士大夫还在盲目自尊，陶醉在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幻想之中，虽然有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接受了新的现实，但远非主流，张原也没指望通过这次辩论就能改变世人这些观念，但把充满腐朽气息的旧屋大门推开，吹进一些新鲜空气却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要在华夷之辨上驳倒沈榷，让沈榷辈无法以地域来排斥西洋人，他还想着有可能的话把伽利略请到大明来呢——
说万国地图、说欧洲美洲，沈榷可以不信，但张原从《春秋》这一华夷之辨的源头来驳斥沈榷的偏见，沈榷又羞又恼，一时无言以对，这让皇长孙朱由校瞧得好不痛快，却见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站出来了，说道：“王丰肃辈，公然潜住南京正阳门里，起盖无梁殿，悬挂胡像，诳惑愚民，从其教者每人给银三两，笼络民心，图谋不轨，去年因私藏火枪被拘，竟有大批耶教教众手持小旗上街游行，宣称要为天主而死，这与谋反何异！”
张原微笑倾听，他知道沈榷、徐如珂在他的辩驳下无法以非我族类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排斥龙华民等人，肯定就会盯着西洋传教士在大明的所作所为来非难，王丰肃在南京传教的确过激，这个人还是遣送回澳门为好，但不能因为王丰肃一人就把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赶走，天主教在大明如果谨慎传教是可以容忍的，张原看重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这种文化交流，当此之时，除了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和淘金梦想的冒险家，谁会远涉重洋来大明，好比中国西部的沙漠和雪山，只有求法和弘法的僧侣才会不畏死亡的威胁来穿越，去年与他同船入京的金尼阁就对他说过，万历三十七年七月初九金尼阁与耶稣会教士一十九人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海上航行两百多天，到达澳门是次年的二月初六日，十九个传教士活下来的只有八人，另外十一个传教士不是死于风暴就是疾病，海船极易发生瘟疫——
张原道：“徐大人说到王丰肃私藏火枪，难道不知道那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吗，那两去燧发枪是我请王丰肃从澳门带来的，其中一支早已交给兵部武库司，工部军器局已经根据这支燧发枪来改进我大明边军的火枪，这是有利于大明军备之事，徐郎中怎么还揪住不放？至于说王丰肃分银子给教众，那是扶贫济困，在下在绍兴也曾建义仓救济灾民，佛寺、道观逢灾年施粥给乡民不是很常见的事吗，难道都是别有用心？”
徐如珂道：“张修撰是读圣贤书大明士人、佛院道观施粥乃是出于慈悲，岂能与居心叵测的西洋教士相提并论。”
张原“哦”的一声，说道：“说来说去，徐郎中还是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吗，不管王丰肃辈是行善还是作恶，只要不是我大明人，就一律排斥是吗，这等见识，真不值得一辩，徐郎中要辩，先把《春秋》的华夷之分搞清楚再辩。”
“张介子休得咄咄逼人！”
刘宗周迈步出班，先向皇太子行礼，然后正视张原，说道：“先不说火器能否增进边军战力，只论天道和人伦，你之所谓西学正是乱天道坏人伦之异端，何谓天？天即理也，而天主教义却言别有一主以生天、生人物，遂令人不识祖宗父母，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此说也，至于尊奉天主就可升天堂免地狱更是无稽之谈，等同于行贿谋私，乃是邪妄之说。”
刘宗周寥寥数语，就比沈榷连篇累牍来得精辟和犀利，刘宗周显然是研讨过天主教义的，洞悉天主教最核心的教义——天主或者上帝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这与儒家的宇宙观是完全相悖的，刘宗周继承朱熹的理气观，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理气合一、生人生物——
在张原看来，儒家这种否认有主宰宇宙的精神实体的观点明显胜过天主教的宇宙观，所以他不能在此与刘宗周纠缠，刘宗周是儒学大师，这是刘宗周的长项，他恐怕辩不过刘宗周，而且容易与整个儒家学说对抗，所以必须扬长避短——
张原向刘宗周一躬身，说道：“佛有释迦牟尼、道有元始天尊，这些玄远虚渺之事先不论，我非天主教徒，启东先生也不是佛门弟子，我与启东先生只论经世致用之学，论君道、论臣道、论养民、论富民，如何？”
刘宗周欣然道：“好，先论君道，我来问你，君主如何产生，是西洋的天主、上帝任命的吗？”
照一般民众理解，君主是开国之君打天下当上君主的，后来的君主是继承的，但儒家要把君主上升到哲学高度来阐述，张原道：“君权天授，天为民而生君，我以为这个天既非天主也非启东先生说的理和气，这个天是民意，民意就是天，太祖高皇帝扫平群雄、代元而立，正是上天厌乱，眷命高皇帝为生民主，所以开太平于后世。”
张原不想和刘宗周讨论什么“天理”、“诚意”和“慎独”，他要谈君主的责任和臣民的责任，那就是君道、臣道和民道，君权天授是儒家君主观的共识，但张原在这里转变了儒家对于天的概念，把天理解为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