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北朝之玄学（上）
一 【玄学家与孔子】
西汉末东汉初之际，为纬书及谶书最盛行之时代。古文经学家不用谶纬，使孔子反于“师”之地位。此后更进一步之反动，为道家学说之复兴。盖在古代思想中，道家最注重自然主义。所以东汉及三国之际，道家之学说又渐占势力。如王充《论衡》中，即有道家学说，上文已详。自王充以后，至南北朝时，道家之学益盛。道家之学，当时谓为玄学。《晋书·陆云传》（《晋书》卷五十四）谓，云本无玄学。尝夜暗迷路，趋至一家寄宿。见一少年，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始悟宿处乃王弼家。自此谈《老》殊进。《南史·王俭传》（《南史》卷二十二）谓，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置总明观。设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十人。又《儒林传》（《南史》卷七十一）谓，伏曼容善《老》、《易》，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常与袁粲罢朝相会言玄理。又严植之少善《老》、《庄》，能玄言。又太史叔明，少善《老》、《庄》，尤精三玄。所谓三玄者，《颜氏家训·勉学篇》谓系《老》、《庄》、《周易》。盖经王弼之注，《老子》与《周易》，皆已为同类之书矣。
所须注意者，即此等人虽宗奉道家；而其中之一部分，仍推孔子为最大之圣人，以其学说为思想之正统。如《世说新语》云：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文学篇》，《世说新语》卷上之下，《四部丛刊》本，页十一）
又云：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耶？”曰：“齐许由。”问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耶？”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公大喜小儿对。（《言语篇》，《世说新语》卷上之上页三十五）
此皆以孔子为最大之圣人者也。不过此时即以孔子为最大之圣人者，其所讲孔子之学说，已道家化而为另一派之经学矣。《晋书·阮籍传》曰：
（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晋书》卷四十九，同文影殿刊本，页五）
孔子与《老》庄“将无同”，乃当时一部分人之见解也。
二 【何晏、王弼及玄学家之经学】
三国时，何晏、王弼，对于道家之学说，颇能作较有系统之讲述。《三国志·曹爽传》曰：
晏，何进孙也。（裴注云：“晏字平叔。”）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三国志·魏志》卷九，同文影殿刊本，页二十四）
《晋书·王衍传》曰：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卷四十三页十四）
何晏《道论》曰：
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向而出气物，包形神而彰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列子·天瑞篇》注引，《列子》卷一，《四部丛刊》本，页二）
何晏《无名论》曰：
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则强为之名，取世所知而称耳，岂有名而更当云无能名焉者邪？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岂其名也哉？（《列子·仲尼篇》注引，《列子》卷四页二至三）
《老子》言“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何晏《道论》，即发挥《老子》此言。惟道为“无”，非具体的“有”，故能遍在群“有”，惟道为“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惟其如此，故“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万物皆自然而然，此即“无”之“无为”也。此所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也。惟其无为，故能无不为；惟其无不为，故“无”乃“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
《三国志·钟会传》曰：
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页三十七）
裴松之注云：
弼字辅嗣，何劭为其传曰：“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圣人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庄学主以理化情，所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大约即庄学中此说。此说王弼初亦主之，所谓“以情从理者也”。“颜渊死，子哭之恸”；“安时而处顺”之人，自“理”而观，知“死”为“生”之自然结果，故哀痛之“情”，自然无有，此即所谓以理化情也。然人之有情，亦是“自然之性”；有此“自然之性”，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故尼父之哭颜子，亦为自然应有之事。不过圣人之情，虽“应物而无累于物”。《庄子》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 “胜物而不伤”，即“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不过庄学对付情感，不用此方法；而王弼更推广此理之应用，以之对付情感。后来宋儒对付情感之方法，俱同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