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最像人·最佳损友（第3/4页）
我们沉痛悼念管仲同志！管仲同志所走过的路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他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就总是贪朋友的钱，给朋友出点子却总是出馊点子。还好，管仲同志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曾经三次考取齐国公务员，主动争取机会为齐国人民服务——不过呢，三次都因为表现不好而被上级领导辞退了。管仲同志曾经勇敢地参军打仗，精神可嘉，不过呢，他从来就没见过敌人长得什么样，因为在部队行军的过程中，管仲同志认认真真，不放过每一个做逃兵的机会。在政治上，管仲同志自甘堕落，做了公子纠反动派的爪牙，公然与齐国人民为敌，还妄图射杀当今领袖公子小白，实在是丧心病狂！所以，管仲同志的死是我们齐国全体人民之幸，他的罪恶的、反动的一生将会成为齐国最生动的反面教材，永远警醒着我们！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以成败论英雄，如果管仲真在这时候死了，想来我们也一定会这样来评价他的。
还好，做管仲朋友的不是你我，而是鲍叔牙。
公子小白即了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得安排自己的人手了，他很看重鲍叔牙，想让他来当总理。鲍叔牙连忙摆手：“我可干不了！”
公子小白一乐：“老鲍，你这叫虚伪的谦虚，心里巴不得升官发财，可嘴上还装出来不情愿，装高尚！”
“嗯——？！”
“得了吧，老鲍，咱哥儿俩谁跟谁啊，别跟我来这套，让你当总理，你就给我好好去当！”
鲍叔牙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解释：“我可不是装高尚，不是假谦虚，我是真觉得有个人比我更合适当总理。”
“哦？”
“这个人您也认识，就是射了您一箭的那个管仲。”
看来，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好领导和好朋友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管仲这样代不两出的绝世高人也需要仰仗公子小白的胸襟和鲍叔牙的慧眼。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他把管仲从外国监狱里引渡回来了，虽然想要重用管仲，可那一箭之气还没消，所以齐桓公一见管仲，就先气哼哼地问：“你这臭小子，当初竟敢拿箭射我！”
阶下囚管仲还奇怪呢，顺口答道：“我当时明明射中你了呀，怎么你没死呢？”
齐桓公气道：“你这一箭射得太巧了，正射在我的皮带扣上，我这才侥幸捡了条命！”
管仲一听此言，突然眼圈一红，哭了出来。齐桓公看管仲大有懊悔之意，这才消了点儿气：“你也知道后悔了？”
管仲哽咽着说：“我后悔，我后悔死了，我怎么没去买彩票呢！”
“我倒——”齐桓公差点儿没被气死，等缓过劲来，这才对管仲说：“看来你还真有经济头脑，这样吧，我也不怪你了，当时都是各为其主，从现在起，你就当我们齐国的总理好了，好好用你这点儿聪明劲儿，把齐国的经济搞上去。”
就这样，齐桓公尽弃前嫌，任用阶下囚管仲做了齐国总理，从此开启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春秋霸业。
管仲的命运总算出现了转机，他要施展才华，着手改革了。
虽然儒家两千年来总是拿管仲当靶子，其实看看管仲的改革思想，有很多内容是和儒家的主张不谋而合的，而且有些话简直就像是从孟子嘴里说出来的。这些内容且容后再谈，本节重点来说作为一个“人”的管仲。
管仲当了国家总理了，而且还成为了历史上凤毛麟角的好总理之一。照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好总理的标准，管仲应该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管仲一当总理，简直就如同小人得志，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超级豪宅。
那么，我们照常理推断，管仲一定搞得天怒人怨了吧？一定是管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还真不是，齐国人都觉得管仲过这样的日子是理所当然的，觉得那是人家应得的，管仲的好生活不是靠贪污腐败得来的，而是带着齐国人一起发家致富得来的——管仲带着大家一起富裕，带着齐国走向富强，那人家自己过点儿好日子难道还有错不成？难道只能让大家富裕，只能让国家富裕，唯独不能让自己富裕吗？圣人才能做到这点，可管仲不是圣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人性角度来看，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没什么不同，他不比我们更高尚，他也像我们一样追求利益，想挣钱挣得多些，想日子过得好些，也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有很多私心。不知道管仲是不是像孟子主张的那样把私心“推己及人”扩大到整个齐国，反正人家客观上确实是达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目的。
管仲做出的成绩是任谁都没法否认的，可他如此“人性化”的为人却让不少儒家学者们感到非常不快。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齐宣王向孟子坦承自己贪财好色，其实这正是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而管仲的一生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东西方对于政治领导人的人性一面后来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西方倾向于承认这种人性，认为领导人不比我们普通人更加高尚，认为在人性上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需要靠体制的完善设计来限制领导人可能出于人性而做出的出轨行为；而中国人则在儒家传统下要求统治者“正心”“诚意”，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来克服人性的种种弱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明主，老百姓一直在呼唤清官，却很少有人（并不是没有）会想到呼唤一个能够不依赖明主和清官的好制度出来。
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政治蓝图即便涉及制度，通常也都是纵向结构的，是由上而下的，这就导致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最高领导人的脑袋。大家很少想过横向的制度设计，也很少想过这世上是不是有些制度是能够自动运转的。
——我觉得，儒学在这个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走错了路了，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复兴儒学，嗯，即便真要复兴，最好也拜托要有选择地复兴吧。
说到制度设计，我倒想起外国有个老哲人罗尔斯作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一个立法委员会，委员们正在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做着法律与政治体制的设计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会同时死去——呵呵，别急，他们是不怕死的，他们死后还会在被他们进行过体制设计的那个社会中复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可以复活，却无法选择复活后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醒来之后，有人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社会中是个议员，有人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医生，有人会发现自己做了教师，还有的人变成了清洁工、下岗工人、士兵，甚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从大人变成了小孩。罗尔斯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立法委员会在做体制设计工作时能做到最完善，最公平，不然的话，当你在新社会中苏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处处受人欺负，还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让你伸张正义，那滋味可真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