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错了还是《孟子》错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打着仁义的幌子，靠着武力的底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霸的，要称霸，一定要有很强的国力。靠的是道德的底子，走的是仁义的路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王的，要称王，倒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商汤王起家的时候，不过才小小七十里方圆的地盘；周文王起家的时候，地盘也不过方圆百里。以力服人的，别人不会心服，表面上服了你，那是因为胳膊没你粗；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又来一个成语），就像孔门七十弟子对孔子的心悦诚服一样。《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老师这一套“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翻来覆去地说，到现在也不知说了第几遍了。我们听得烦，有些古人听得也烦，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宗师顾亭林就出来挑过刺儿：“孟子的论据恐怕不太扎实呀！周人当年从王季伐诸戎开始，地盘越滚越大，到周文王接班的时候，地盘更像气球一般吹起来了，河套以西全是他们的。相比之下，商纣王的直辖地无非是河南殷墟那么一点点，支持他的势力也无非是那些东方诸侯。周武王的势力比老爸周文王还大，要想灭掉商朝根本就没什么难的。”

顾亭林不愧是一代宗师，这段质疑，可谓釜底抽薪：既然论据站不住脚了，那论点也就犯不着去驳了。

但是，顾亭林到这里还不算完，他接着质疑孟子所谓的“以力服人”和“王不待大”。顾先生说：“难道周文王他老人家当年就没有过以力服人的嫌疑吗？”

看看顾亭林的险恶用心，居然胆敢质疑圣人？！周文王可是儒家政治标榜的圣王啊！

顾亭林身当明清易代之际，明帝国的正统顾不上去管他，清政权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顾亭林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带着有力证据的，“《尚书》里有过记载，说是周武王结束了牧野之战，定鼎中原，各个诸侯国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赶来京城向他朝拜。周武王对大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说到老爸周文王的时候，有‘大邦畏其力’这样的话。嘿嘿，这可是儒家重要经典《尚书》里记载的话哟。”

顾亭林引用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全句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权的时候，大诸侯国畏惧他的“力”，小诸侯国感念他的“德”，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孟子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力”和“德”是截然对立的，周文王不是完全用“德”而不用“力”，而且，畏惧于周文王的“力”的还都是那些大型诸侯国，这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力”有多么强大了。

顾亭林这一质疑，可让一些儒家学者很不高兴了：不对，顾亭林一定说错了！

来，捋胳膊，挽袖子，拿砖头拍死顾亭林！

可是，大家伙儿真到拍砖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这砖头还真不容易拍。为什么呢？

如果顾亭林是依据法家典籍、道家典籍，乃至考古证据来作的论证，那都没什么好犹豫的，砖头如雨下，拍死他！可是，顾亭林是依据儒家的一部典籍来攻击儒家的另一部典籍，这就让人为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顾亭林批《孟子》批错了，那你就必须承认顾亭林用作论据的《尚书》写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孟子》是经典，《尚书》也是经典，《孟子》不会错，《尚书》也不会错，可这两者在这一点上又确实存在冲突，存在矛盾！

怎么办？

需要一种解释，证明《孟子》没错，《尚书》也没错，这两者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顾亭林理解错了。

——要能把这样的论证说圆了，实在不容易，如果换了是我，肯定没辙。但聪明人有的是。有人说：“《孟子》这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就在前文里孟子就说过：‘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这句话就在‘公孙丑篇’的第一节，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就是说，周文王刚刚起家的时候确实是百里之地，这可不是说他后来发达了以后土地还只有这么大。所以呢，《孟子》这书是很完备、很严谨的，只有把前后读得能够贯通了，才能够领会得晓畅无碍。”言下之意是批评顾亭林读书不细致。

这是从《孟子》内部找证据，还要从外部再找些证据来。这也不难找，“《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说过：‘我听说，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称王天下，周文王靠着百里地盘臣服诸侯。’还有，嗯，《荀子》里有，《韩诗外传》里也有，《新语》里也有，等等。”

好了，第一个质疑已经解答了，不管是否有力，总之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可第二个质疑才是最难面对的啊。以上这些回答，其意图是要完全反驳顾亭林，可要驳倒第二个质疑，却毫无说服力。

顾亭林的同时代人要应对这个质疑确实不易，可后人却很有资格多说几句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清朝的几代圣明君主大兴文字狱，读书人说话、写字动不动就犯了忌讳，再硬的脖子也硬不过屠刀。这可怎么办呢？干点儿什么都犯忌讳，总不成带着一肚子的墨水下乡种地去吧？

于是，读书人纷纷投入训诂、考据的工作。在当时，大概也只有这种索然无味的研究工作能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可以让研究者自由探索，不用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如果稍稍发扬一下苏格拉底的说法，那么，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社会的牛虻，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社会的批评家，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好，或多么坏，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受这些人的批评，用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想让知识分子不去批评社会现实，那就如同让狗不去吃屎——你可以把狗杀了，或者天天喂它肉包子吃，但你改变不了它吃屎的天性。

所以，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清朝这些考据工作者的身上——出事了。

大学者阎若璩考据出来，《尚书》是假的！是被人处心积虑地伪造的！铁证如山！

——我们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考据成果在当时的意义，我们会想：无非是证明了一本古代的书是伪造的、内容不可信罢了，我们以后不再读它了，或者读它的时候心里有这根弦也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不是还有数不清的所谓“伪书”吗，有一阵子各大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呢，可也没听说有谁读过哪本伪书就心理变态了，仇恨社会了。小事一桩而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