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羊世界（第4/4页）

广大百姓们很少有机会汇集成“人民运动的洪流”。几乎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期，百姓经常都是处在极其可怜的状态，历史的动荡变迁每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有时会去主动选择，但多数情况下则是被动接受。普遍来说，他们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牛马般的生活和过不下去的生活。如果谁有力量把他们从过不下去的生活当中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过上牛马般的生活，那他们自然会安居乐业、感恩戴德；如果谁剥夺了他们牛马般的生活，让他们跌落到过不下去的生活里去，那他们也通常只会安之若素——年轻人有孝道在束缚，老年人有宗教来麻痹，日子就可以这么过下去。做顺民，至少还可以过上牛马的日子，要做叛民，那就什么日子都过不上了——事实上，很多造反起义，都是在连过不下去的日子都过不下去的时候才爆发的。这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生，一端是死，而通常来说，任何形式的生都要重于任何形式的死，只有一种形式的死和另一种形式的死做衡量的时候，才可能导致造反的结果——比如，是选择饿死，还是选择造反被杀头？百姓们很少会因为权利、正义等等被剥夺而起来反抗，他们一般只有在生存权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如此。或许，如果有有识之士发明出一种简便易行安乐死的办法的话，顺民们也许即便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也不大容易想到反抗了。朱元璋泉下有知，也许会欣慰于他的人间国土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绵羊世界，而这个绵羊世界却终于在失去了强有力的头领的情况下遭受到虎狼的入侵。

南京顺民们在赵之龙等人的安顿下开城迎降，家家户户用黄色条幅写好“顺民”字样，并在门口焚香设案，与王秀楚所记之《扬州十日记》中扬州居民的情况如出一辙，只不过扬州顺民事出仓促，南京顺民准备周详。而准备得更加周详的赵之龙等一干文武百官则争相投靠新朝，力求得到新朝任用。当时有位名叫张怡的汉子在旁边冷眼观看，记录下这些人“膝软于棉，面厚于铁”的嘴脸。

顺利进入南京城的多铎与不久前在扬州大搞屠杀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公告了明王朝统治阶层的荒淫残暴，并表明大清政权绝不会重蹈明朝统治者的覆辙，而是会实行亲民、爱民的德政。多铎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他命人在城市当中划分界限，军队和居民分别安顿在这一界限的两边，互不干扰，并对军队的违纪现象给以严惩，有八名抢劫南京居民的满洲士兵被公开处死。

扬州十日的深深伤口仿佛一下子就在南京得到愈合了。任何人都会相信，如果开进南京城的不是多铎的清军，而是当初保卫南明政权、保卫南明百姓的“四镇”部队，南京百姓的遭遇绝对不会比“扬州十日”好上多少——虽然这是“自家的”军队面对“自家的”百姓。

所以，此时此刻，南京的百姓或许反倒会庆幸城市被这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占领，而多铎手下那些人数远远超过满人的汉人士兵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又该做何感想呢？

再把顾炎武的一句话断章取义一回：“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那么，明朝“正朔”之兴衰，就由肉食者谋之好了，“保天下者”究竟是哪些人呢？不知道，纵观历史，除了五代冯道，一时还真难想出第二个例子。

——顺带一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好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常见东西方的历史颇多暗合之处。该书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里，结尾时对该章标题所做的回答是：“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体制的必然后果。”

该书第十章的一段话看得更加让人心寒：“十四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这一格言的实施程度究竟如何，暂且不必深究，只是这一思想的“光明正大”的出现和被宣扬就足以使我们为之瞠目结舌了。这是十四世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