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取淄青十二州李师道的最后下场

淮西吴元济平灭，诸藩镇确实被吓怕。“（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在其属官劝说下，李师道“纳质献地以自赎”，遣其长子入侍，并上献沂州（今山东临沂）、密州（今山东诸城）和海州（今江苏东海）给朝廷；“（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捸二州，输租税，请官吏。”

王承宗此次是真心归顺，“奉法逾谨”，估计大多归田弘正榜样的力量无穷。元和十五年底，王承宪病卒，其二子王知感、王知信皆为质于长安，只有十八岁的弟弟王承元在镇。诸将依据先例，推王承元为留后。小伙子年纪虽轻，深知礼义制度，密奏朝廷，请诏任主师。“天子嘉之，”任王承元为义成军节度，移镇。诸将号哭喧哗，哀乞王承元留下。鉴于诸镇将领擅推擅杀的前事，王承元坚决尊依唐廷命令，离开成德军。穆宗时，他又任凤翔节度使，抵拒吐蕃甚力。居镇十年，加检校司空，移授平卢军节度使，“宽惠有治，所理称治”。太和七年，王承元病逝于平卢，时年三十三岁，是藩镇主帅之中结局很好的一位。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祖父是高丽人李正已（本名怀玉），藩镇初起时曾雄豪一时。其子李纳也时叛时附，一家子天生反骨的东西。李纳死后，其长子李师古袭位，虽表面上奉朝命恭顺，内里实怀异图，招集亡命。“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为人质），或谋归款于朝，事泄，族其家，众畏死而不敢异图。”

李师古病死，其弟李师道当时正在密州，为李师右的家奴密迎得立。“自（李）正已至（李）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已者，皆用严法制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

李师道为人，并无其父兄阴险悍烈之风。平日军政大事，他根本不和大将、幕僚商议，只听信几个心腹丫环，其中最有主意的有两个人：蒲大姐、袁七娘。妇人识浅，又是丫环仆妇之流。听闻李师道要向朝廷割献三州，就“语重心长”地劝说：“自先司徒（李正已）以来，千辛万苦挣得这十二州土地，奈何忽然割弃！今境内兵士数十万人，我们不献三州，朝廷不过发兵相加，尽可以力战抵抗。如出战不胜，再议割地，到时也不为晚。”李师道言听计从，上奏朝廷，推脱说属下将士不同意割让三州。

朝廷震怒。藩镇三心二意，跳梁狰狞，已经数十年。但皆是朝廷准备下手时，因怕撤职削土而发的本能反应。土皇帝们拥割数州，俨然一国，倒没什么特别大的野心，诸如打入长安篡个位什么的。特别主动向中央政府叫板的，淄青李师道算是个典型。他不仅在朝廷平灭吴元济时刺杀宰相武元衡，又想占领东都洛阳把事搞大。本来，割让三州与朝廷，大家都有台阶下，互相忍让一下，也就“姑息”过去了。怙恶不悛，出尔反尔，宪宗的面子再也撑不住。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秋，“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

此次讨伐，进展十分顺利。配合作战的藩镇兵十分卖力，连老奸巨滑的韩弘也“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今山东荷泽）”。沧州节度使郑权先破淄青兵于齐州；李愬破贼兵于兖州鱼台；田弘正功功最大，在郓州“破贼三众，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胜计。”不久，田弘正又在东河破淄青兵五万多；李光颜在濮阳击败贼兵，连下斗门城、杜庄栅。

“诸军四合，累下城栅”。诸将逮捕淄青贼将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械送长安，宪宗君臣以为他们“久居污俗，皆被胁从”，均加以特赦，放归魏博等镇效力。这一招管用，“贼觇知传告，叛徒皆感朝恩”。

交战期间，李师道大将刘悟在潭赵扎营，抵拒魏博的田弘正。用人而疑，李师道总觉刘悟在外面不塌实，数次催他出战。刘悟也有难处，与其对营的是气势正盛的魏博兵，能守住就算不错，哪里还敢主动找死。李师道怒，派个奴仆携密信找到刘悟的副使张暹，让他“解决”刘悟然后代领其军。张暹与刘悟关系密切，转身进营把实情全盘托出。刘悟一听，连忙唤人先把李师道传密令的奴仆一刀砍了，然后，他大集众将，说：

“魏博兵强人众，我们出战则败，不出战也会被司空（李师道）杀掉。天子明诏所诛，惟司空一人，我们现在被驱迫入死地，实在不值，不如还兵直趋郓城为朝廷立功，转危亡为富贵。”

众人唯唯，只有别将赵垂棘一个低声嘀咕：“这事能成吗？”刘悟一抬胳膊，立马上来几个兵士就把这位起将军推出砍了，接着，刘悟又杀平常看不顺眼的将领三十多人，“尸帐前，众畏服”。出兵前，他又密派人告知正和自己列营高使的田弘正，让对方在自己出兵后出据潭赵。

夜半时分，刘悟率兵趋至郓城西门。见来将来兵皆是“自己人”，守门将大开城门，众兵进城喧噪，四处放火。李师道惊起，急得跳脚，入见其嫂（李师古之妻）说：“刘悟反了，我只能上表求为庶民，能为先人守坟墓就知足了。”说完话，李师道扭头就跑，拉着儿子李弘方躲进厕所。此时此刻，再不见先前为他出主意的蒲大姐等“巾帼英雄”挺身而出。

乱兵闯入节度使内室，搜得李师道父子。李师道请求见刘悟，不许；又请求把自己缚送长安。刘悟派人对他说：“司空您现为囚徒，有何面目见天子！”李师道不死心，“犹俯仰乞哀”，全无当初上窜下跳烧粮仓、杀宰相的气焰。倒是他儿子李弘方有点骨气，一旁劝说老父：“不如速死！”这话很对，自己不说也得死，刘悟命兵士一刀一个，砍下李师道父子首级，“传首京师”。

“自广德（代宗年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至此，唐宪宗成为安史之乱后最英明有君主，“慨然发慎，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虽将相有功，但如果没有宪宗英明独断，诸事也不可能成就。

藩镇问题是安史乱后唐王朝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打仗打得就是钱，无他法，只能竭泽而渔，从百姓身上榨取，特别是江南一百多万民户，几乎全部血汗都被榨尽，负担近百万军士的粮饷。此外，北方诸藩镇多是胡人后代或兵痞把持，使得本来一直有深厚之化传统的中原地区变得犹如“化外异域”，民风悍野，烧杀为乐，割据称雄，是真正的历史的倒退。一百五十多年间，河北三镇的节度使走马灯似地换了57个，可由唐廷委派的只有4个，几乎皆是猜沉阴险的武夫。而且，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迄至五代，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藩镇割据”。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藩镇割据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数百年的后世——北宋王朝深知藩镇军人跋扈的危害，竭力避免武人专拥一方，弱枝强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结果，矫枉过正，两宋的军事实力和兵士素质大大降低，一亡于金，再亡于蒙古，亡国而且之天下，中国历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究其根由，一切竟仍可以追至藩镇割据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