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者

文/十年砍柴

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首次在天涯网站煮酒论史连载后，立刻引起了“千军万马来追牛”的奇观。许多网友一天数次上网，看是否有新的文字上传，一些心急的甚至口出怨言，怨伯牛勾起馋虫后，却“上菜”太慢。

而今伯牛的全文付梓，关注咸同之世，乃至关注清史的朋友再不用忍受望眼欲穿的煎熬，大可捧书从容咀嚼。伯牛的这本书在网上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半世纪前的那段往事，不仅没有湮没于尘埃中，反而激活了那么多年轻人的历史兴趣？因为对一段历史的关注，显然不能仅仅以好奇能解释的。

看完全书，我眼前立刻浮现出童年时在湘中老家的一幕场景，尽管经过了“破四旧”“文革”等大风暴，但湘中的穷乡僻壤中依然保存一些“不合时宜”的习俗，其中有过年时必定给堂屋正中祖宗牌位两边用大红纸写一种叫“家仙”的对联。我记得写得最多的一副对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就是湖南农村人生的终极意义，即使是不识几个字的爷爷，也能给我准确解释这份对联的内容。后来年岁渐长，见识渐宽，我回味这副对联时，更能理解几个世纪来湖南的社会结构实质上一种典型的耕读社会，读书耕田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事情，而通过耕读最高的人生目的就是谋国忠，事亲孝。

湘军在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后，为保家卫乡也趁势而起，谁承想这支主要由书生加农民构成的民兵队伍竟然成就了那么一番伟业，不仅保住三湘，肃清东南，且最后湘军遍天下，督抚中出自湘军者占大半。湘军将士的成功生动地解释了那副对联。

书生和农民在职业上不是泾渭分明，他们在心理结构上是同一的，农民读书明理便可以入阁拜相，读书无出路者照样可以当农民。伯牛全书以曾国藩、左宗棠这湘军双子星座的交往为主轴，缓缓地展开了咸同之世的宫廷、官场、战场。无论是科场顺利，38岁就有卿贰之贵的曾，还是前半生蹭蹬蹉跎，欲以耕读山野了却余生的左，他们本质上就是个农民。洪杨势炽后，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出山，是为了卫乡，卫明教，实际上就是保卫耕读文化及这种文化带来的秩序。

曾氏练勇之初，重用书生和农民，决非偶然，是他要保卫耕读文化的使命感使然。湘军以及他的兄弟部队淮军打出了一个虚假的“同治中兴”，这个中兴是耕读文化的回光返照，湘军也便成了耕读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中国一直是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不仅为湖南人推崇，只是湖南人将耕读至上的价值观发挥到极至，直到今天外人评价湖南人还是：“湖南人会读书，会作田，能打仗，就是不会经商。”太平军的骨干是炭工加群氓，因此他们对儒家所代表的耕读秩序没有天然的敬畏，接受那种被书生和农民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洋教”很自然，这种耶稣的中国儿孙们要赶走孔子，那么在耕读文化最发达的湖南，也自然会遇到最大的阻力。

湘军的成功可看成耕读这种内敛性文化保护自己尊严最后的努力，湘军的失败亦可看成这种文化在世界大势面前的脆弱和悲凉。湘军能胜太平天国，使不能再延续的耕读文化似乎找到了虚幻的安慰，可甲午中日一战，魏光焘等后期湘军将领带兵去辽东，大败而归。湘军的神话彻底破灭了，耕读文化的梦也破灭了。于是以魏光焘、刘坤一等湘军后期代表人物在痛苦中反思，但真正将这种反思深入下去的是湘军的后裔们，于是我们在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看到了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许多湘人的身影。

研究或演绎咸同之世和湘军的书汗牛充栋，最早的当推湘中大儒王闿运的《湘军志》，壬秋先生既是曾左同乡兼好友，又是肃顺西宾，相识满天下，咸同之世许多大事他都亲身经历，因此他的叙述当然有权威性，但同时代做史者往往有一大缺陷，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以有纵深的眼光。长沙才子唐浩明三卷本《曾国藩》一出，顿时洛阳纸贵，但毕竟是小说，以情节而非史实取胜。《湘军志》出世后一百多年，我们对于湘军的研究太囿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客观性不够。对曾、左、李的评价往往走向两极，不是中兴名臣、道德楷模，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签订屈辱条约的卖国贼。历史在政治的大手下，像一团橡皮泥被玩来玩去。

显然，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前人的历史观和言说方式，试图自己通过真实的史料，来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据此来思考中国社会变革所遇到的路径困惑。在这方面，两位年轻的朋友做的努力引起关注。一位是写《蓝衣社碎片》的丁三，一位是本书的作者谭伯牛。他们都非历史科班出身，但思维开阔，行文没有学院派的晦涩，又决不是无端戏说解构，而是非常扎实地占有资料，非常缜密的应用资料。谭伯牛和丁三都厌倦那种先有观点再找资料的方法，而是不加偏见地去寻找、分析资料，——这是对历史真正负责的态度。两个人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同龄人的强烈共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方法符合准备对历史发表自己看法的70年代人的心态。

面对同样的历史，我们的眼光必须超越前人。

再回首湘军这个耕读文化最后守护者的悲剧性命运，我们更能明白“无可奈何花落去”，更能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特色”被庸俗化的今日语境下，会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

我想最后介绍一下故乡一块墓碑的命运，来结束全文。随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突然身亡的李臣典坟墓距我所读的中学不到5里路，他的暴亡原因史界争论不休，但他的风光大葬却在故乡老一辈口中传说至今。“文革”中，他的墓碑被人拆了去修路，到了80年代后，有关部门又找回那块墓碑重新立在坟前。高二的一个细雨飘拂的春日，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李臣典萋萋坟前，看到了那块重立的墓碑写着：“太子少保一等子爵谥忠勇侯”。

那块墓碑的遭遇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后人眼中的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