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张学良和孙立人两事件相隔近二十年，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情形不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从纽约《世界日报》看到王震邦先生所写《孙立人如何被卷入美远东政治漩涡》一文，知道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曾有人建议以孙将军保卫台湾，甚至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这些建议与方案产生于1949年，而孙将军及郭廷亮的事件则发生于1955年，前后相去六年，可见“政治漩涡”的力量牵涉相当久远，其实这些情事历史上的背景，尚不只于这短暂的六年。

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之恶劣化，以史迪威事件为转捩点。1944年以前，美国有些人士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不满，还只零星吐露，及至蒋要求撤换史迪威，损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从此美国官方与民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看法，一落千丈。1949年的建议与方案，虽说是针对中国内战急转直下的情势着眼，却不能说与以上的感情作用无关。

一般美国人不明晰的，是当时中国国军干部，在中美争执时，多顺着民族意识，崇奉自己的主帅，不满意喧宾夺主的客卿，只是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主张。1944年，我们在军中已经听说蒋委员长在桂林、柳州军事失利之后，已经受到美国的压力，答应将统帅权交让给史迪威，但是不满足，还要通过罗斯福去凌辱蒋。史将军去世之后，他的日记缄简，经过前《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的整理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为名发表，至少已证实，其中一些的情节，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史迪威将罗斯福的一封信当面交给蒋介石，事后他在日记写出：

九月十九日：待了很久很久之后F. D. R．（罗斯福总统）最后慷慨直言，直言多得很，每一句里包含着一个爆竹。“赶紧认真，否则即是——”如此一个发热的爆竹。我将这包胡椒粉交给“花生米”（史给蒋介石的绰号，可是有时候史的情绪转好，也在日记中称委员长），微叹之后坐了下来。这叉鱼枪命中着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将他打过透穿，这是彻底的命中。但是除了面色变绿，和失去语言的能力之外，他不眨一眼。他只对我说：“我知道了。”如是无言的坐着，轻轻的摇晃着一只脚。（文件页三三三）

两天之后他写信给史迪威夫人，又有一段小诗：

我蓄志泄愤报怨，

今日才一朝如愿。

花生米被我踢在裤裆上，

我与他瞠目相见。

叉鱼枪储备已久，

运用时要恰中时间与地点，

我连根的用力一掷，

就将他打过对穿。

小杂种浑身战栗，

他已经言语不灵。

战栗中脸色转绿，

他挣扎着也不再出声。

我的奋斗烦多，

我经历的痛楚绵长，

今朝我吐气扬眉，

花生米终被我击伤。

以后我还要受气，

去对付前路的危艰。

快慰的乃是今朝，

花生米为我失颜！（见文件页三三四）

书中没有直接讲明罗斯福缄内的内容，但是从《文件》前后的文句看来不外责备蒋介石战斗指导无方，应当对华南战事失利负责。

经过这段会见之后，蒋才向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

我翻译这一段日记之后，也必须有一种交代：以上的文辞都是史将军个人私下发泄情绪之作，引用粗犷幽默与挑战性的字眼，也是美国人从小参加运动竞技时的一种习惯。他之所谓痛楚，也不是没有根据，我在以下文字中还要提及。可是纵有种种的情节，我们看到他所谓对蒋介石的怀恨，在未撤职之前已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想见他已失去作客卿，甚至作盟军战友的角色了。

这件事情与本文主题的关系则是孙立人将军之无端被卷入中美政治的漩涡，不开始于1949年。抗战期间他就已经被视为过度亲美，也和史迪威太接近。前述《史迪威文件》出版于1948年，书中有孙将军与史迪威的合影，照片旁的注释，说史认为孙是中国将领中最能干者。这时候孙立人还只任陆军训练司令，驻节于凤山。1971年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在所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一书中更称，1945年史迪威希望率领美军自太平洋向中国登陆，当时麦里尔少将（Major General Frank Merrill）告诉他，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载此书Bantam Books纸面版六五九页）。《在华经验》出版时，孙将军已失去自由，真与不真，他已无法申辩。不过书内所叙事在罗斯福逝世之前，既有这段传说，则孙将军之被卷入漩涡，已早有岁月。

笔者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作战时，曾以前线观察员的身份（每日以郑副总指挥洞国的名义向重庆和昆明提出报告）随孙将军的司令部进出战场，前后一年半，不仅曾亲自看到孙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级干部相当熟悉。早就知道孙将军一生以岳武穆的“尽忠报国”自勉，又能与士卒共甘苦，豪侠好士，不蓄私财。他了解美国人的脾气，能够以直接的办法对付他们，又有不媚外求荣的性格。《史迪威文件》里尚有他和史争辩的记载。史之参谋长柏德诺（Brigadier-General Haydon L. Boatner）盛气凌人，动辄欺负中国将领，只有孙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检束。可是出类拔萃的孙将军却不是中国军官学校毕业的，而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就不免在讲派系的国军里面受排挤。他的效率与声望愈高，愈被嫉妒。因之他的美国背景反成为一个事业上的障碍。我在《万历十五年》书中写出在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终被清算。孙立人被软禁几十年，也出于这种官僚政治之逻辑。

率直的说来，中国在1930年间或1950年间，去明朝的社会形态仍未远。国军虽在若干条件下具有现代形貌，实际仍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Foreign body）。在这种条件之下，军队的统御、经理不能不受旧式社会环境的限制。

我们在国军做下级军官的时候，在内地从一个县的东端行军到一个县的西端，可以看不见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篮球场、一张报纸，或是一个医疗所。而触眼的尽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此外还有传统好官墓前歌功颂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则是“学人及第”和“文魁”荣誉牌匾。后来学历史，才领会到传统政治的结构，不凭经济与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体系。眼睛看不到的，则是编排保甲的潜在势力以及乡绅农民自己彼此间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等等微细末节。所以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琐碎，都无法改造为新社会的基础，也无法取缔禁革。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以来，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这时候也难怪军阀割据。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能填补此中缺陷。而这种私人军事力量却很难在一两个省区之外有效。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蒋介石登场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