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尉凡多年就倾慕绿眼睛的女人。他以为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接近，就可以产生好多罗曼蒂克的情绪。后来总算运气好，他居然和一个绿眼睛的女人结婚！可是不久他的太太就买了一副隐形眼镜。戴上隐形眼镜之后，她的眼珠已是蓝色，而非绿色。并且她不赞成他以罗曼蒂克的眼光观察事物。

他前几年去波士顿看到一家商店发售中国出产的竹箩筐，所用的竹片倒也细致，手摸着也不会被竹纤维戳伤。他就花了十五块美金买了一个，大约不到两英尺的圆径。初时他也没有打算作何用途，只因为这是道地中国土产。恰巧他又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朋友帮他借了几十部书，他即随手将所借书装在竹筐之内带回家中，不料这竹筐竟发生了特别的用途！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专书，既涉及宗教法律，也牵连到各种仪节和社会形貌。只是所有的资料分散在各处，有时候写一段也要翻阅到五六种书籍的记载，要是把书都放在桌上则彼此重叠，而且古装书与洋装书纷至沓来，总之就是要找某一专书时一般无线索之可循，也容易在匆促之间把已经寻索过的一堆书堆放在尚未寻索的几本书上。因之翻来覆去更无条理。有了竹篮筐诸书高低左右不等的摆在里面，又置放于椅旁，从上向下俯视下去一览无余，也可以采所要的书只眼看出，信手拈来，如是省事不少。并且可以保持着桌几的简明净洁，所以尉凡这一本书的成功，得力于祖国土产竹筐之力不少。

可是书稿寄付出版社之后不久，他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走进他的房间，就说：“爹爹，你这只竹箩筐空着没有用，倒不如给我借去盛脏衣服。”尉凡还想辩说，已经来不及，竹筐已给儿子扛走了，本来儿子念高中的时候就玩足球，又演话剧，有时还要借妈妈的汽车去会女朋友，脏衣物在房内乱丢乱甩已经受过爹爹的指摘。这时候要借爹爹的空器皿作一番整顿，尉凡也没有充裕的理由阻止。只是他也一直没有机会再补充那有用的竹箩筐，因之近日他的参考书也仍一团一堆地囤集在桌上，有时他也仍在做研究工作的当头，将已经搜索过一堆书搁置在几本未经寻索的书上，因之要寻觅之线索，仍是百觅而不得。

好容易儿子高中念完，大学也念完，也找到了工作迁出户外，尉凡正在打算将失去掌握的竹筐收回自用，可是也是动作迟缓。一天早上他的蓝眼睛太太也是原来的绿眼睛太太对他说：“我在清哲夫的房间，他的衣橱里有一个中国式的竹箩筐。你说巧不巧。我们起居室里那盆树正缺乏如是这般的一个器皿盛装着。摆在地毯上也和背景调和。你去看一看！”

尉凡用不着去看，他已经知道收回主权的事无望了。

按其实尉凡一生失去自己掌握的事情很多。即使和绿眼睛结婚也非本人原意。只因着抗战军兴，他被逼着废学从军。当日的想法抗战只要四年就可以结束，并且只要中国人肯拼命，日本人被军阀逼着参战，没有不败的道理。还有一个英国人叫做H. G. Wells就写了一本书，预言日本人一到湘鄂区的山地之间，中国立即会转败为胜。所以那时候不少的中国人只承望日军早到湖北，连尉凡也在内。直到他从军又从军官学校毕业下部队之后，才知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让咱们悄悄地说吧，要不是美军救驾，几乎作了瓦上霜）。自此也一波生一浪，尉凡也随着抗战胜利而保送出国深造，又随着因内战而军队被打垮再悄然在外国做小工，即以后娶番妇，年近半百才有了一个宝贝孩子，全出自原有计划之外，更与预定的进度不符。

因此他也采取了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究其实也是自圆其说的解释。几年之前他问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这件事原本由你自己选择，你预先决定了出生在美国，时在20世纪，并且为女性？”

这女孩子倒也伶俐，她一下子就领悟了尉凡的意思。“凡教授，”她就嫣然一笑地说，“我连出生与不出生之间都无权决定。也不知道如何之间我就出生了！”

可是尉凡既是自己志愿入美籍也曾宣过誓，就不能指教学生各行所是。他就解释“自由”和“个人主义”并非两位一体，美国所提倡的自由，着重宗教上的意义，所谓“我的良心只有神知”已在开国之前就由与正规英格兰教堂作对的传教士广播于新大陆，即是开国时，也强调自由，也带着现实的经济意义，却仍是对英国的高压政策而言。譬如说那时候英国人只许美洲殖民地的人制生铁，却不许设钢厂炼钢，所有钢产必由英国输出。即是比较精致的制成品也不能由北美洲上的一个殖民地，也即是今日美国之一州，输出于另一州发卖。他和美国学生说着的时候，很多学生以前都没有听说到这一套。按其实当日曾有一位经济学理论家名Adam Smith的就曾写下一本书题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多年在中国已有译本称为《原富》，对这些事情有了详细的记载。并且这书也在1776年出版，正是美国宣布独立的一年。要是西方人连这些都没有弄清楚，一到中国即将美洲对大西洋彼岸行动的方针，错移在一个整块土地人烟稠密的国度里鼓吹，把自由说成了一个不顾历史背景，全无组织结构的品质，就不免张冠李戴了。大凡很多美国人在亚洲国家里的错误，不外先由于将时间与地点混淆之所致。

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后尉凡也将他自己对16世纪明朝作综合叙述的书发送到中国大陆上出版。这一来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朋友，就写信告诉他，这本书倒也确被很多读者欣赏。可是这些欣赏的人不说叙事的绵密客观，却先用意识形态说出：“这方是真的马列主义。”原来当地的习惯，凡是他们以为真实的情事，概以“马列主义”称之。果是如此尉凡应当引以为慰。只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国联邦侦探局真以为他在宣扬马列主义，而且连中国的共产党人都以为他尉凡笔下作物确是马列主义。

然而将本人憎爱的事物以一个笼统的编号概括之，也不只在北京的中国人如此。尉凡也记着他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教美国宪法史的教授本人对Thomas Jefferson极端崇拜。在他看来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时宜有进步性格，或者只要行得通，不妨全称之为Jeffersonian，否则即是un-Jeffersonian，后来他的一班同学都抓住这要点，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语。例如在前一堂旷课的人，因有同学将所发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给她或他，也不称谢，只称赞对方之义举为“Very Jeffersonian”。如果准备抗议或者对某种事体有意批判就说：“This is un-Jefferson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