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Ray Huang）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法文版为1587,Le Déclin de La Dynastiedes Ming。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筹备已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万历十五年》在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三万册,也已售罄,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的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年90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偃蹇,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富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 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法文则称：

Les historiens peuvent soumettre les erreurs du passéàun nouvel examen dans l’espoir d’y trouver des avertissements pour l’avenir,mais ils peuvent enmême temps recommander à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 la valeur.La Chi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àtirer des expériences de l’Orient comme de l’Occident.Il est essentiel que l’historien ne cache rien de ce qu’il sai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今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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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误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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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聿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入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沙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