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曹洪之怒（第2/2页）

在原本的历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规定日后关津之税，不得高于十一——也就是说，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由此可见，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额度有多高啦，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见好几回收20%的，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不能让地方上乱收，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再说，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

曹操说这条计策好——一方面能来钱，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他不喜欢才怪哪。

是勋说第三策，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其实话说起来，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马车，只要有钱，买通了地方官儿，还担心这些禁令吗？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甚至更严格，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质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啥禁令啊，完全没人搭理。

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别的不说，商人发家以后，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事实上，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那就有机会出仕了。只是一条，你这种出身，当小吏没问题，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无所不为的。除非朝廷废除禁令，并且皇帝亲自选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

而且，向来朝廷征兵也好，戍边也罢，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只要强迫参与，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赘婿，以及商贾。

话再拉回来说，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反正资源有限，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由此恶性循环，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是勋说了，想要发展工商业，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

曹操捋须沉思，好一会儿才开口问：“似此三策，宏辅可为操办否？”

是勋连忙摆手：“除第一策，勋必不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