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穆宗时藩镇叛服（第3/4页）
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棣州亦为贼所窘。棣州，今山东惠民县。朝委薛平救援。平遣将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数月，刺史王稷，馈给稍薄。兵士怨怒，宵溃而归。推突将马狼儿为帅。《旧书·薛平传》，附其父嵩。《本纪》作马廷崟，《实录》同，《河南记》作马廷端，见《通鉴考异》。行劫镇兵，得七千余人，逼青州。平悉府库并家财募精卒二千击平之。时长庆元年十一月也。
《旧书·刘悟传》云：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曰：“往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案《旧书》之说，本于《实录》。见《通鉴考异》。《新书》则云：承偕与都将张问，谋缚悟送京师，以问代节度事。悟知，以兵围之。《忠义·贾直言传》云：承偕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慈州见第七章第一节。杜牧《上李司徒书》云：其军乱，杀磁州刺史张汶。《通鉴考异》。磁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综观诸文，承偕之于悟，殆欲效吐突承璀之于卢从史而不克也。《旧书·裴度传》云：悟囚承偕，诏遣归京，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度至京师，上以为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义之心，使天下戎臣，皆为陛下死节，惟有下半纸诏书，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乱法，令悟集三军斩之。如此，则万方毕命，群盗破胆，天下无事矣。”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缘是太后养子，今被囚系，太后未知。如卿处置未得，可更议其宜。”度与王播等复奏曰：“但配流远恶处，承偕必得出。”上以为然。承偕果得归。承偕与立穆宗，而为太后养子，宪宗之所以死，愈可推见。裴度攻之甚烈，可见其不与此曹为党，此其所以不获入相欤？参看下节。承偕之见囚，事在长庆二年二月。
是岁三月，复有王智兴之乱。智兴，徐州将，抗李纳及李师道皆有功。河朔复乱，穆宗以为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斩关而入，此据《旧书·智兴传》。《群传》云：徐人开关延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衙谢，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埇桥，见第七章第四节。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不能讨，遂授以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王日简者，镇州小将。事王武俊。承宗殁，军情不安，自拔归朝。镇州杀田弘正，穆宗召问计。日简极言利害，兼愿自效。因授德州刺史。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代杜叔良。赐姓李氏，名全略。旋以李光颜为横海，忠武、深冀行营并如故。全略为德棣节度使。以光颜县军讨贼，艰于馈运，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便飞挽也。时已赦成德。光颜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而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许之。乃复以全略为横海。全略令子同捷入侍。逾岁归，奏授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杀之，仍孥戮其属。事在长庆二年九月，见《纪》。稷，锷子。锷以为岭南富，稷留京师，为奉权要。《传》云：是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岛军乱，杀稷。家无遗类。男叔恭，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凡所为事，大率类此。
张弘靖之帅卢龙也，以李愿代为宣武。愿，晟子。弘靖为汴帅，以厚赏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不恤军政，而以威刑驭下。又令妻弟窦缓将亲兵，亦骄傲黩货。长庆二年七月，衙将宿直者斩缓。愿走。立衙将李 为留后，以邀旄钺。诏三省官与宰相议其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 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得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皆请别命帅。三州皆宣武巡属。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逢吉因请“以将军征 入朝，以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素宽厚得众心。脱 旅拒，命徐、许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从之。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崇文子。乘城拒。李光颜、王智兴及兖海曹华，各出兵讨。韩充亦进军。八月，其都知兵马使李质，与监军姚文寿杀 迎充。浙西观察使窦易直，闻 逐愿，欲出官物赏军。或曰：“赏给无名，却恐生患。”乃已。军士已闻之。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激讽州兵谋乱。先事有告者，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篡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千万。”众喜，倒戈击乱党。擒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于是以曹华帅义成，而移高承简于镇海。韩充入汴，密籍部伍，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
宪宗之平淮西，论史者颇称之，而訾德宗之失于庙算，穆宗之不能守成，此成败论人之见也。宪宗之用兵，实无以异于德宗及穆宗，其成败不同，亦时会为之耳。且宪宗实未能全服河北。幸而早死，遂成竖子之名，设迟之一、二年，朱克融、王庭凑、史宪诚之变作，亦未必不情见势绌也。太和时，杜牧作《罪言》，论山东之事曰：“上策莫如自治。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才足自护；遂使我力解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它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惟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以自为治也。不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中策莫如取魏。魏能遮赵，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孟津百五十里，黎阳见第二章第五节。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北。新乡，今河南新乡县。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是二津者，虏能溃其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者，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叛且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至有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此说于德宗以后，藩镇叛服形势，言之殊为了然。元和之得魏，果自为之乎？抑事势之适然也？抑少诚、少阳虽悖戾，实自守虏，非希烈狼奔豕突比。而其地实孤立，四面皆唐朝州县，故取之实不甚难。会昌时，刘稹叛，杜牧与李德裕书，自言尝问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通鉴》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元和平蔡，关键如此，河北情势，固自不同。征兵太杂，则杜牧所谓浪战也。宪宗攻淮西，韩愈尝言：“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利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欲四道置兵，道率三万，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