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钱 币（上）（第3/6页）
因此措置，纠纷遂多。元和八年四月，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817年），又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以市价交易。《旧书·食货志》。杯水车薪，何济于事？钱一脱手，即为人所贮藏耳。于是蓄钱之禁起矣。
蓄钱之禁，肇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旧书·食货志》载其年六月诏曰：“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今欲著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宫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有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又禁断五岭已北银坑，令坑户采铜，助宫中铸作。见第一节。时盖欲与鼓铸并行？然周岁之后，寂焉无闻。盖鼓铸非易，而钱荒情势，时亦尚未十分急迫也？至十二年正月，乃敕“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通。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志》言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以归其直。而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至大和四年十一月，敕应私贮见钱家，除合贮数外，一万贯至十万贯，限一周年内处置毕。十万贯至二十万贯以下者，限二周年处置毕。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积，过本限即任人纠告及所由觉察。其所犯家钱，并准元和十二年（817年）敕纳官，据数五分取一分，充赏纠告人赏钱。数止于五千贯。应犯钱法人色目决断科贬，并准元和十二年（817年）敕处分。其所由觉察，亦量赏一半。《志》又云：事竟不行。其后后唐庄宗圜丘赦诏，仍有应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之文，亦见《旧史·本纪》及《食货志》。则其成为具文，更不待论矣。
穆宗虽再失河北，然其于计政，则实能竟前人未竟之绪。赋税改收实物，其一端也。《新书·食货志》云：“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建中时绢匹三千二百，则此时绢匹千文。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曰：制钱以权百货。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含，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已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库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惟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此处语气未完，疑下有夺文。《旧志》载中书门下奏云：“伏以群臣所议，事皆至当，深利公私。请商量付度支，据诸州府应征两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旧额，起元和十六年（821年）以后，并改配端匹斤两之物为税额。如大历已前租庸课调，不计钱令其折纳。使人知定制，供办有常。仍约元和十五年（820年）征纳布帛等估价，其旧纳虚估物，与依虚估物回计。如旧纳实估物并见钱，即于端匹斤两上量加估价。回计变法在长其物价。价长则永利公私，初虽微有加饶，法行即当就实。比旧给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条件处置，编入旨符。其盐利、酒利本以榷率计钱，有殊两税之名，不可除去钱额。中有令纳见钱者，亦请令折纳时估匹段。上既不专以钱为税，人得以所产输官。钱货必均其重轻，陇亩自广于蚕织。便时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丝麻，或地连边塞，风俗更异，赋入不同，亦请商量委所司裁酌，随便处置。”此事敕议在闰正月十七日，亦见奏，至八月朔，杨于陵乃总百寮之议，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为时逾半年，实当时一大事也。《志》又载大和四年五月，西川宣抚使崔戎奏：“准诏旨制置西川事条，今与郭钊商量，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折纳匹段。每二贯加饶百姓五百文，计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即依此旨措置。然事至大和四年（830年）然后行，又可见当时虽有此议，并未能施行于全国也。
此实行陆贽、齐抗、李翱之论，盖势之所迫，不得不然也。而鼓铸之议，亦起于此时。
唐代诸铸钱监，本内总于少府，而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德宗时，韩洄为度支，乃言“铜铁之冶，时曰山泽之利，当归于王者。今诸道节度、都督、团练使皆占之，非宜也。请总隶盐铁使。”从之。洄之意，盖欲收利权归中枢？以当时事势论，自不得谓为非是。然欲大行鼓铸，则必非一使之力所能给，故是时，又欲分其权于州郡焉。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郡官所议铸钱，或请收市人间铜物，令州郡铸。当开元已前，未置盐铁使，亦令州郡句当铸造。欲令诸道公私铜器，各纳所在节度、团练、防御、经略使，便据元敕，给与价直，并折两税，仍令本处军人镕铸。其铸本，请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当处军人，自有粮赐，亦较省本。所资众力，并收众铜，天下并功，速济时用，待一年后铸器物尽则停。其州府有出铜铅可以开铸处，具申有司，便令同诸监冶例，每年与本充铸。其收市铜器期限，并禁铸造买卖铜物等。待议定，便令有司条疏闻奏。其上都铸钱及收铜器续处分。将欲颁行，尚资周虑。请令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并诸司长官商量，重议闻奏。”从之。《旧书·食货志》。此次所筹议铸钱之规模，不可谓不大，所定办法，亦颇费苦心，鼓铸所最难者为得铜。此时铜之来源，出于收市，自极不足恃。然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则有以鼓厉之，使竭其力。加以有铜铅处皆令开铸，当时所能筹画者，亦不过如斯而已。铸本出于留州、留使，无待别筹；鼓铸以责军人，又自有粮赐；则其事可以速举。故能冀天下并功，速济时用。不特此也，事历久则奸生。果使期月克观厥成，天下同时施行，恶钱是处禁绝，则私铸私销者，虽欲作奸，亦有所不及。故此次之议，实有沃焦捧漏之精神也。然其事久未能行，盖时方多故，有所不及邪？然铜不易得，终恐为其大原因也。至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并省天下佛寺，得铜甚多，而机会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