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 字

隋、唐、五代之世，文字无甚变迁。贵人以私意妄造字者，亦止武后尝作十有二文，见《新唐书》本传。后人习知其音义者，只一后所自名之“曌”字而已。刘龚曾造一“”字而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注》云：隋主本袭封隨公，故国号曰隋。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此说出于徐锴。《困学纪闻》云：徐楚金云：“隋文帝恶隨字为走，乃去是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随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其说未知信否。或以文帝好言 祥，后人为是附会。然此等无谓之顾忌，隋、唐之世确有之。《旧书·高宗纪》：仪凤三年十二月，“诏停明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美故也”。《新书·百官志》：“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乃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其后同为一匦。天宝九载（750年），玄宗以匦声近鬼，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至德元年（756年）复旧。又《地理志》：邠州，“邠”故作“豳”，开元十三年（725年），以字类“幽”改。皆其事也。《旧书·地理志》：莫州，本瀛州之鄚县。景云二年（711年），于县置鄚州。开元十三年（725年），以“鄚”字类“鄭”字，改为“莫”。避字形之相混，而于诂训无乱，此则无讥焉。此等新造新改之字，惟专名不取其义者为能行，此亦文字自然之条例，足见其不能以私意造作也。

避讳时之字，久之，有遂与本字相淆者。《困学纪闻》云：“成都石经，孟蜀所刻，于唐高祖、太宗之讳皆阙画。范鲁公相本朝，其戒子侄诗，曰尧舜理，曰深泉薄冰，犹不忘唐也。”《集证》引《容斋随笔》云：“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阙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勖、嗣源字乃不讳。前蜀王氏已称帝，而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半阙。乃知唐之泽远矣。”又引《郡斋读书志》云：“《石经尚书》十三卷，伪蜀周德真书，《论语》十卷，张德钧书，皆阙唐讳，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刻？《毛诗》二十卷，《礼记》二十卷，皆张绍文书，《左氏传》三十卷，不题书人姓氏，则不阙唐讳，盖是知祥僭位后刻石也？”何义门谓《孟蜀石经》及范质之避唐讳，乃“相承以熟，未可为不忘唐之证，厚斋特望人不遽忘宋耳。”何说自得其真。理之与治，代之与世，今人下笔，犹是相淆，不能尽复唐以前之旧，亦习熟为之也。《困学纪闻》又云：“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讳而为此号。祥符中，以圣祖名，改玄武为真武，玄枵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曰《太真经》。若迎真、奉真、崇真之类，在祠宫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为女真，遂为乱华之兆。”《宋史》：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梦神人传玉皇之命，云令汝祖赵玄朗授汝天书。遂尊号曰圣祖，以为赵之始祖。改玄圣曰至圣。代宗即世宗，真宗即玄宗，虽治史者亦或忘之矣。历代避讳之字，易世后未经改正者甚多，有一望可知者，亦有因以滋疑者，殊背古人临文不讳之义，宁非以私意乱公用之文字乎？古人之讳，重在口不重在笔。临文不讳，则虽口诵之犹不讳也，况于笔乎？或谓司马迁以父名谈，故其书改谈为同。然古同音字恒相通假，说实未必然也。

文字之学，斯时尚无甚足称。自来治小学者，流别有二：一主于博，一主于精。务博者但求所知之多，求精者则必明于文字演变之原，深知古今训释之异。二者固各有所长，然搜采所得，亦必以谨严之法治之，乃能有真知灼见而克尽其用。则求精者实尤难能可贵也。隋、唐间之小学，偏于求博。其时负盛名者为曹宪。《旧书·儒学传》云：宪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太宗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为之音训，证引明白。太宗甚奇之。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淹等三人事迹，即次宪后。《淹传》云：尤精诂训。撰《文选音》十卷。《善传》云：注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罗传》云：撰《文选音义》，行于代。案文字愈古，单言愈多，愈后复言愈多。《新书·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传》：初太常加谧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圣贞冠谧，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单言配之，应曰圣昭若睿成，以复言配之，应曰大圣昭成、圣真昭成。单言即今所谓单音字，复言则今所谓复音之辞也。单音字之用，随世而减，故后人多不之识。惟博览者为能知之。此等罕见之字，尤多存于辞赋中，故宪等皆以小学而兼选学。然读他种古书，亦不能舍此。故颜师古长于《汉书》，史亦称其博览、精故训学，所注《急就章》，与其《汉书注》俱显于时。《新书·儒学传》。而李善亦尝撰《汉书辨惑》三十卷也。《旧书》本传。《桂海珠丛》一百卷，而其《要略》仅二十卷，可见其所载者，初非日用所急。其后武后又有《字海》一百卷。卷帙与之相埒。《新书·艺文志注》云：“凡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诸人固亦多文士，足见此风之未变也。求精者必于较古之书，《说文解字》则其选。故颜之推甚好之。见《两晋南北朝史》。此学人之所以异于文人者。《新书·艺文志·小学类》有李腾《说文字源》一卷。《注》云：“阳冰从子。”阳冰长于篆书，盖因此而治《说文》？腾盖承其绪？此未必足语于小学，治此书而求精者，则五代时南唐之二

徐也，其学入宋而后显。

小学未精，则于文字异同，攸关训释，知之不审，故于改易古字，不甚介意。《新书·艺文志》书类。《今文尚书》十三卷。《注》云：开元十四年（725年），玄宗以洪范“无偏无颇”声不协，诏改为“无偏无陂”。天宝三载（744年），又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此所谓今文者，非汉世之今文，乃唐时通行之字耳。汉世所谓古文经者，本无其物，而为其时之人据所知之古字伪造，《秦汉史》已具言之。故所谓古文经者，本不足贵。然传至唐世，则又为前人之制作，不宜妄改以失其真。玄宗以当时通行之字易之，其所为，若与前此造古文者相反，而实则相同也。《经典释文·序录》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徐邈、李轨。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可见其无知妄作之状。玄宗、卫包，亦此等风气中之人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