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限制宗教政令

僧、道本非可以伪滥也。“自西晋已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傅奕《请除佛教疏》语。奕意见虽偏，此语则不能为伪造也。其后虽许之，然管辖有定职。北齐以昭玄寺掌佛教，隋曰崇玄署，隶鸿胪。炀帝改郡县佛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各置监、丞。见《隋书·百官志》。唐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贞观中，废寺观监。上元二年（675年），置漆园监，寻废。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置崇玄学。天宝二载（743年），改曰崇贤馆。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天宝二载（743年），以道士隶司封。贞元四年（788年），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工役。元和二年（807年），以道士、女冠隶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842年），以僧、尼隶主客。见《新书·百官志》宗正寺及崇玄寺注。寺观、僧道有定数。见《新志·崇玄署职》。剃度须得允许，《新志·崇玄署职》云：“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行动亦有拘检。崇玄署职又云：“凡止民家，不过三夜。出逾宿者，立案连署，不过七日。路远者州县给程。”《韩愈传》：贾岛，范阳人。初为浮屠。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则其管束有时颇严。皆非可以任意为之也。然终不免于伪滥，于是沙汰限制之政行矣。

唐开国即行之。《旧书·高祖纪》：武德九年五月，辛巳，诏曰：“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沽，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御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事竟不行。此诏之为沙汰而非废绝，事甚明白。《新书》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又于六月书“复浮屠、老子法”，谬矣。惟下诏之月，《新纪》与《通鉴》同，当从之，《旧纪》之五，盖误字也。《旧纪》云事竟不行，似但未奉行而已，未尝更有诏令，而《新纪》云复者，其文承“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之后，在“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之前。数日之间，必不能更有处置佛、道之诏，疑赦文中或有暂缓沙汰之语，后遂阁置未行，故《旧纪》云事竟不行，《新纪》乃书之曰复也。此事据《旧书·傅奕传》及《通鉴》，皆因奕上疏请除去佛教而起。《旧传》奕上疏在七年（624年），而《通鉴》系九年（626年），盖因沙汰之诏追溯之。《奕传》载奕疏后又云“又上疏十一首”，明非一疏入而即决。《传》又云：高祖付群臣详议，惟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而中书令萧瑀则与之争论。《新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有法琳《辨正论》八卷，又《破邪论》二卷。《注》云：琳姓陈氏。傅奕请废佛法，琳诤之，放死蜀中。则此事争辩，历时颇久，不以为然者实多，此赦文所以停止之欤？

武德诏虽未行，然欲沙汰僧、尼者仍不绝。武后时，苏瑰请并寺，著僧常员，数缺则补。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姚崇相玄宗，建言之。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李叔明为东川，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都官员外郎彭偃曰：“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僧、道士年未满五十，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冠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刑部员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余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李训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赋，耗国衣食，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以上皆据《新书·本传》。《李训传》又云：既执政，自白罢，因以市恩。《通鉴》：大和八年七月，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十月，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此等皆诬罔之辞，盖时未暇及此耳。此等皆欲行诸全国者。其操一方之政柄，而自行之于所治之地者，则有如韩滉为镇海，毁拆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以修坞壁；以佛寺铜钟铸兵器。李德裕徙西川，毁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与农。亦如其废淫祀然，莫之能止也。积之久，乃复有武宗沙汰僧尼之举焉。

《旧书·本纪》：会昌五年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八月，制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下制明廷，宜体予意。十一月，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新书·食货志》云：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通鉴》云：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僧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此武宗沙汰僧尼、佛寺之大略也。《旧书》纪此事，皆归咎于赵归真，《旧纪》：会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五年正月，归真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以其独汰佛而不及于道言之，似也。然道非佛比，彭偃则既言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谓武宗以求长生故而不去道则可，谓其汰佛全由道家之媒孽，恐非实录也。此事在当时，亦为非常之举，然言其“太暴宜近中”者，一韦博而已。见《新书·本传》。武宗政固严切，然以唐时士夫信佛者之多，事苟违理，岂有举朝缄口结舌者？是知沙汰僧尼，事不容已，在当时，亦为众所共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