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民党军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直接相关。周恩来曾经谈道，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能出动五十万大军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那是他的全盛时期”。[54]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空间。

从外部环境看，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56]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初报告：“在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57]具体到实战中，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将其装甲部队和新购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出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58]红军两个主要军团的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59]“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60]周恩来在1934年初对反“围剿”战争作出初步总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国民党军装备和编制的加强：

每团中的火力配备改变了。过去每营有机关枪连，现改为每团属一重机关枪连，而每一步兵连中则加多轻机关枪的数目（每连三架）。

他的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亦大大裁减，为便于山地运动与作战。他的行军公文也减少到最小限度，增加战斗人员的比例。[61]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增强，内部形势趋于稳定。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尤其当红军首战东固时，蔡廷锴部在红军后方，红军仅有一师部队牵制，“假使此时蒋蔡北进，则我们后方受到危险非常困难，但此时蒋蔡不但未前进，并且将前进到城冈的部队撤退到兴国城（原因大概是因为广东问题发生）”，[62]使红军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危险。第三、四次“围剿”期间的粤桂反蒋、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中，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福建事变的迅速失败，也使各地反蒋力量不得不有所忌惮，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公开活动偃旗息鼓。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主力相继转移后，长江中游地区基本安定，蒋介石更可全力筹划对付中央苏区之策。1933年6月23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剿匪根本计划渐立，逐渐推进，期以一年，必能成功，惟时局是否许可耳。”[63]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获得了这种时机。直接在前线指挥“剿共”军事的陈诚对此颇有同感，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初，他在家书中表示：“此次剿匪当有把握，因蒋先生亲自督剿，无论精神物质方面，均有关系。以部队数量言，已较之以前增加十余师。而精神方面，各级经庐山训练之后，确有进步也。”[64]

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确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65]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相关。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六十七师三九九团团长、七十九师二三五旅四七四团团长、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66]凤翔峰一役，四七〇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67]但仍能守住阵地。鸡公山战斗中国民党军也异常奋勇，红军战报记载，当时守军为红军一个营部队，在团长、营长率领下坚守，“当敌迫至工事近前时，该营长即令战斗员将炸弹收集起来连掷五六弹，伤敌三十余名，但敌仍继续攻击，该营长旋即牺牲，不久该团长亦受伤，而部队失了掌握，加以手榴弹告绝，子弹所有亦无几系（原文如此——引者注），致放弃阵地”。[68]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69]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70]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间，陈诚与蒋介石曾围绕着福建事变后的主攻方向展开争论，最后以蒋介石的退让而告终。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71]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72]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73]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凶狠，但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具体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未追究。对此，东路军有关战报总结为：“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74]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介石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